巴特勒的语言观
巴特勒的语言观可以具化为两点：一是语言具有表演性。语言的表演性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仪式，但这并不是指言谈完全由当下的语境所决定，言谈和语境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具体言谈可以脱离甚至背弃它所生成的语境，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引用关系，并且可以塑造出新的意义。由此引申出巴特勒语言观的第二点：语言塑造主体。语言不仅塑造主体，还可以进一步塑造身份，性别也是被此塑造的一个产物。巴特勒提出，性别没有社会与生理之分，它只是一种社会法则，具有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并且相对的封闭，被反复引用，由此书写出我们的身体，建立起我们的主体。但重要的一点是，巴特勒指出，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法则可以是不确定的，分散的。引用可以是失效的。在既定的法则中，那些威胁着法则的主体就是意义重建的积极力量。
主体性与身份问题——“妇女”
主体作为立法取得合法性的虚构基础对政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体总是通过某些排除性的实践生产，而这些实践在政治完成之际就不再彰显，甚至自然消亡。比如“无产阶级”这个主体就具有临时性与策略性，其本身的涵义也是晦暗不明的。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后，这个主体将不复存在。在女性主义政治中，妇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妇女概念）就是一个普遍性，完整性的主体范畴。首先，女性主义政治假定妇女这个词代表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这一点一直遭遇质疑，女性种族、阶级、性、地域等许多方面的不同致使很难预设一个共同的身份。另一方面，假使一个人是“女人”，“女人”这个词并不能代表全部，也并不能包揽一切。因此，妇女这个词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性别是在各种文化与政治的交汇中被生产并得到维系的概念。妇女这个身份政治的虚构与不稳定性，促使我们经常会产生许多问题，如下：
妇女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共通性，并且这种共通性先于她们的压迫？
或者仅因她们的被压迫经验，就足以使妇女之间有某种结盟？
妇女的文化是不是有某种独特性，独立于男权文化之外？
妇女范畴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异性恋矩阵的语境下，才获得了这种稳定性和一致性？
巴特勒指出，提出关于身份与主体的质疑，并不是为了拒绝再现女性主义政治。而是要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语言和政治的司法结构构成了当代的权力场域。因此，妇女这个主体的形成也是在权力场域中发生的，它也是被权力结构所生产的产物，在此框架内的解放与革命仍不可避免要受到权力结构本身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先去解构主体本身，对这种自我合法化的实践进行福柯式的系谱学批评，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体建构，才能设想出新的再现政治方式。
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
巴特勒指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仍然是一种把两者分属于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分法。巴特勒对此提出质疑。首先，她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认定社会性别只有两种形态。其次，我们很难建立一种关于生理性别的线性历史。因此，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本身就是社会性别的一个范畴，它并非是前自然的、先于文化的，它也是社会性别所指定的文化建构设置的一个结果。波伏娃说：“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的。”这样的想法预设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的一个主体。女人作为一个社会性别，是主体选择的结果，也是处于过程中的一个建构状态，无法确切指出它从哪里起始，在哪里结束，作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话语实践，它会不断受到干预，并且接受意义的改变。因此，生理性别其实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
性别操演论
巴特勒提出性别的“操演性理论”。操演性理论是指，性别是对身体不断地予以风格或程式化，是在一个高度刻板的管控框架里不断重复的一套行为。异性恋矩阵的生产有赖于男性主体对女性主体这个他者的肯定才得以确定，拉康提出，在这个过程中，女人被迫去达性别本体的一种操演生产——伪装，女性被伪装成阳具的肉身具化，它预设了有某种先验存在的女性特质，再对其进行批判与否定，就此肯定男性特质。因此，社会性别的内在真实只是一种幻觉，它只是某种原初稳定的身份话语所生产的事实结果。
颠覆策略
巴特勒提出，例如扮装/易装之类的戏仿可以作为颠覆性别身份的策略，它构成了身份的流动性，意味着可以进行意义重置与语境重置。其实戏仿就其本身而言不构成颠覆，但戏仿的移置会产生一种混淆的语境，会产生如居伊•德波所指“异轨”的力量，或者形成罗兰•巴特的“刺点”。
因此，可以将性别看作是一种操演性的行动。这其中既有不断重复的表演，也有多次在重复中重新演绎的局面。
性别既不会是正确的，也不会是错误的，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表象的，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后天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