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刘子超的新书《血与蜜之地》最直接原因，不是因为我对「去巴尔干旅行」这件事有多么好奇，事实上，巴尔干对我来说是陌生的，陌生到翻开这本书的目录，出现的那些城市名字里，有一半我都不能顺畅地念出来，只有萨拉热窝、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比较熟悉，因为它们曾出现在历史课本里和电视新闻中。翻开这本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陌生」和「不了解」。
几年前我在电影资料馆的大银幕上看了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那是我第一次沉浸式地观看一部有关巴尔干半岛的电影作品，深深震撼。战争的残酷和荒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欺骗，地下世界的动人情感和地上世界的风云变幻，让我对那个陌生的土地和那段陌生的历史充满好奇，影片结尾一群人在跳舞，但他们脚下的土地却渐渐从飘走，越飘越远，那一刻我本能地流泪，民族的割裂与分离，在当时我的认知里就是与悲伤这种情绪紧密相连。
但当我翻开《血与蜜之地》，一些潜藏在我意识中的「民族」概念和叙事开始动摇，巴尔干半岛上流动的有关民族、国家、宗教、纷争的故事，远比历史书和新闻报道上的单薄叙事厚重得多，也复杂得多。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有些与当代许多国人的「常识」相悖的现实，抽象的民族想象驱使着无数人为之杀戮或赴死，民族的概念让原本团结的集体分崩离析，让一个国家被一次又一次地拖入战争，甚至指向种族灭绝的疯狂屠戮。
刘子超的这次穿越巴尔干的旅行，从的里雅斯特开始，经过萨格勒布，抵达里耶卡，你看是不是全都是一些很陌生的城市名，然后沿着亚德里亚海的边缘，途径扎达尔、斯普利特，到达克罗地亚最著名的旅游城市杜布罗夫尼克，之后深入内陆，经过黑山，达到萨拉热窝，继续向东北方向前往塞尔维亚的若干座城市，之后向南进入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最终在希腊雅典结束整个旅程。
当我开始读斯洛文尼亚境内故事的时候，我有一种恍惚在读刘子超那本记录东欧旅行的书《午夜降临前抵达》续集的错觉。可能因为两个地区的城市氛围有些类似，无论真实天气如何，内心总觉得外面是阴天或者下雪，古老咖啡馆里昏黄的灯光，泛黄的书卷里隐藏着几个世纪的传说，宗教的气息时常弥漫在日常生活中，文学总在这样的氛围里诞生，艺术和艺术家似乎总和这样氤氲的氛围适配。
但很快这样的相似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颠覆和震撼。在斯洛文尼亚，刘子超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溶洞，那里有河流、船只甚至火车和巨大的舞台，人们曾经在这里点起蜡烛和灯光，乐队演奏、众人舞蹈，这描述不可避免地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地下》。原来那不是一场电影导演的空想，它真实存在过。刘子超带我们参加当地人组织的诗歌分享会，和当地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聊起铁托、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些离我们有些遥远的话题，也在一座座城市的旅行中认识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一次次地追溯着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巴尔干这片土地上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反复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时刻我也不免发出疑问「这样的纷争真的有意义吗」，但更多时候，我觉得触目惊心。
非常喜欢刘子超在这一路努力寻找当地人的尝试，有些聊得多，有些聊得少，但都很值得。最喜欢的一个当地人是萨格勒布女孩阿丽达，一个平面设计师，一个充满活力又很有敏锐洞察力的女孩。他们一起在萨格勒布的新城和老城骑车，一部分城区充满了铁托时代的影子，另一部分则努力展示着「西方」的一面。他们在一些具有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前停下，女孩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说的是同一种语音，原本他们是最能理解彼此幽默感的民族，说完眼圈就红了。在这里，刘子超写
「这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并不给人局促之感，它们只是如此平凡，让人想到毫无波澜的生活。冬日的阳光给墙壁镀上了一层金色，树影在有裂缝的墙面上微微颤动。
如果没有战争和屠杀，没有被挑动的民族情绪，没有那些令人恐惧的历史，事情原本会变得不同——我想，这就是阿丽达想要告诉我的。」
类似的话语还出现在萨拉热窝出生和长大的库斯图里卡写的书里。在《我身在历史何处》中，库斯图利亚引用了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话：
「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寄托在远方，而他们的恨却横亘在眼前。爱那么远，恨却那么近。」
在阅读这本书穿越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无数次地反复被这样的情绪搅动着，甚至伴随着精神上的阵痛感。当我们阅读着历史巨著里的纵横捭阖，为一次次战争带来的世界格局改变感到激情澎湃，被一些似乎闪着金光的军事领袖讲述的辉煌故事迷醉的时候，故事的另一面始终不被更多提起，如果你好奇那会是什么，巴尔干半岛的漫长历史和现状，就是一个足以让全人类陷入沉思的答案。
想起前不久看的话剧作品《海边》，该剧的编剧、导演瓦日迪·穆瓦德出⽣于黎巴嫩，从小便因战乱跟随家人逃亡至法国，后又碾转到加拿大魁北克，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写下了《海边》这部作品，他的另一部作品或许更加广为人知——《焦土之城》，后来这部作品被维伦纽瓦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两部作品同样都是关于战争、流亡、生死和归宿，同样都没有过多地呈现战争本身的宏大，而是讲述战争之下每个具体的普通人，因为他们才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而普通的大多数。
我们曾经历过被宏大叙事裹挟的时代，我们怀抱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勇往直前。但当人类历史已经在某个地方绕了好几个圈，已经又一次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的时候，这一次，或许我们更应该想想，主义是否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当我们再谈任何主义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