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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初夏，班卓从新疆出发翻阅帕米尔高原进入巴基斯坦，再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进入阿富汗的荒漠之中，去了拉瓦尔品第、白沙瓦、喀布尔、巴米扬、加兹尼、坎大哈等地，次年写下这些文字。那一年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已被塔利班组织炸毁，班卓看到巴米扬大佛的那面山崖“窟窿巨大，空空如也，包裹着一片静默的昏暗”，随后她遇到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而来为巴米扬绘制地图的日本人，在星空下对话生活的往事。那一年的阿富汗，还遗留着战争的残迹，在开伯尔公路上行驶，路旁小村庄的墙面上散布着炮弹轰击过的伤痕，荒芜的山梁间，浓云笼罩。那一年的阿富汗，无数难民在苏联军队侵略后逃亡巴基斯坦和伊朗，在漫长的岁月后他们已在异乡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但仍然身着阿富汗的长袍，“我们无法忘记自己是阿富汗人。”
班卓的这本书拂去了战争、贫瘠、荒芜、以及肃穆神秘的布卡表面，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普通阿富汗民众的生活。在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之间最容易打开心扉，在不同社会文化的异乡人之间最容易产生好奇。流落的难民、路边的警察、旅馆的店员、中巴上的邻座、村庄的女人、书店的青年，和当地人的对话就可以勾勒出那时候阿富汗的面貌，那是一场关于民族、宗教、历史、思想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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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卓在文中回忆起更年轻时在喀纳斯的经历，她说“在真正理解艰难的含义之前，路途就这样给了我一个明亮的希望，而这希望也将继续照耀着我今后的路途和内心中愈来愈深的艰难。”
阿富汗之旅无疑是艰难的，尤其对一名年轻的女性来说。班卓在公共区域受到各色男性不怀好意的盯视、被年轻小伙子捏了屁股、被小孩扔石头或冰屑。
“女性是需要男性保护的”，警察纳维德毛遂自荐说要保护班卓的安全，“陌生人”穆利也提出要负责班卓在坎大哈的出行。这种大义凌然的举动，实际上是男女不平等的外在表现。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不需要谁对谁提供保护，而是任何人可以坦荡地在街上出行。
虽说是对这种好意感到莫名奇妙，但无疑这在阿富汗是奏效的。在一个穆斯林国家，一个女人身边有男性的陪伴，确实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班卓无奈地跟着男性，至少能够减少另一群男性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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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的温暖也是常在的。班卓在去往卡里马巴德的路上，被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子硬是塞钱去坐大巴；在加兹尼到坎大哈的中巴上腹泻而困苦时，年轻的司机助手总是给予无言地关心；逛完坎大哈巴扎后突然晕倒，被一位穿着布卡的女人抱着喂食西瓜汁。正是因为旅程中的这些种种关切，才让班卓不惮于路途。
最喜欢书中的两个故事，第一个：班卓在巴米扬时，通过昌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来绘制地图的日本人）的介绍，打算去一个内部有精美壁画的洞窟。在拿着地图步行去洞窟的途中，班卓频频被当地人邀请去家里做客，即便她的目标是在中午十二点前到达洞窟，同时拒绝了在当地人家中停留，但命运总是把她拉向了每一位热情的当地人家。她在车中无奈地笑，离开最后一家时，她再一次回到去洞窟的主路上，这时她写道“不过我已不想去寻找什么洞窟了，它们和地图都不再重要。人们正在进行地生活总是更有趣更重要，不是吗？”
另一个故事：在“陌生人”穆利的指引下，作者寄住在年轻的沙赫伯一家。在这七口之家中，班卓描述了家里勤劳淳朴的女性。爽朗善良的妈妈纳莉亚，她跟其他阿富汗的女性一样，承担着一家人的家务劳动。厨房是她的天地，她关心着异国的厨房中有什么先进的设备，关心着要给客人做什么样的美食。但她也爱美，对如今臃肿的腰身感到不满，对脸上的红斑而忧虑。家里的少女德娃更是让我感觉喜爱和怜悯，作为长女的她，日常的生活是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干活，有时承担着照顾小弟弟的职责。但她渴望知识，时常拿着一本书翻阅着，尽管小手中的书是倒着的。“起初我有点回避她的凝视，那双大眼睛里的宁静、顺从和茫然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也隐隐感到难过。但倒后来我也时常回望她，我们的目光一触，她便咧开嘴甜甜地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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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何开启一场漫长的旅行？班卓说“我的旅行大都这样松散而随机，我既不想提前设计好路线，也不会预先限定停留的时间，通常只是在钱包的制定下定一个大致的方向。”这是我所向往的，漫无目的地在命运的指引下前行，随机开启一次和当地人的对话，或者产生更深的联结。班卓的书是我今年读过最好的一部旅行文学，合适的厚度和适当的字体大小，拿在手中很舒服。翻来覆去读了两遍，其中有些故事仍十分喜爱。
“我庆幸自己在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畏惧的年轻岁月里曾试图通过旅行来叩问生命里的一些重要问题，而漫长的旅程则给予了珍贵的答案。”或许有一天我也像班卓一样迈入一场未知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