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到《围城》的时候，读到那句“这世上的事大都是个围城的道理，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其实挺绝望的，他给你摆出了一副惨淡的未来图景，一个终极理想，一个极乐世界的消失。也是叔本华所说的“人生者，往复于痛苦与厌倦之钟摆也”；也是王尔德说的人生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求而不得，另一种是得偿所愿；又或者是张爱玲说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开始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人是宇宙中的一个点，人在空间中只能拥有一个位置，人在时间中只有一条轨迹，你不能占有更多，我开始认为这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再后来我读到托马斯曼的《魔山》，我看见一个封闭的人，一个以思考代替生活的人，一个以思考死亡代替思考生活的人，我看见他的命运就好像看见我自己。如果任何的选择都不会带来永恒的、长久持续的满足，对我来说接下来一个更合理的逻辑就是什么都不做，来对抗荒谬。我长久地陷入了沉沦与封闭，直到现在似乎还是如此，无望并且似乎乐在其中。
该怎么办？何去何从？
后来我又渐渐明白这是一种哲学层面和现实生活层面地混淆。其实这种理论的逻辑漏洞就在于忽视了人的体验，人在不同的点拥有不同的感受，在宏大的视角中人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意义，而当我们的眼界缩小，你会看见微观世界的无限复杂性。也就是近来流行的“人生无非是感受”。
然而，然而，当我看清上述那一些，试图回到现实世界，回到人群中的时候，我发现一股巨大的阻力使我继续保持原状。那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我仇视单一的价值标准，我仇视狗屁的等级制度，我仇视资本的唯利是图，我仇视人的恶，难以抑制。
作者在书中说“现在，如果来让我来谈谈林文，还有这些鹤岗生活的人们的共性，也许更重要的不是在于他们的身份、社会位置，而是精神上的那部分东西。也许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更大的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或多或少的，我同书中所写的人一样，我不认同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同样渴望逃离，我也仍然在逃离。
然而，然而，何种意义上的逃离是更合理的？我倾向于认为书中所写的人的逃离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逃离，是一种完美主义下的比较极端的逃离，我在阅读中没有感觉到其中的人拥有一种我眼中的好的生活状态，我看到的更多是混乱与失衡。包括在我的自我封闭的生活实验中，我感受到的更多仍然是痛苦。
作者在书里写：“逃走的人大概仍然会延续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始终是生活，无法绕开，无论我多想躲起来，人毕竟是人，人还是需要人”。我渐渐明白，那种努力想只靠自己生活下去的想法，是幼稚与疯狂的，人性的变化是缓慢的，人的需求可能还只是那么几样，饮，食，男，女。
我在作者的采访中读到这样一段话“原来，包括我自己，我所写的这些人，有时会沉浸在自我放弃、自我毁灭的念头里，甚至这会给人一种快感。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可能人失控到最后，慢慢地想爬也爬不起来了。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和人真实的生活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我在审美以及价值观上仍然会理解逃离，理解这个选择和行动，但我也想表达：逃离并非生活的终点。”
如同作者说的，书中人所践行的是一种审美上很有吸引力的逃离，那似乎是一种强有力的破坏，如同烟花在暗夜里的爆炸，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种意义上的逃离发展的极端无非就是死亡二字（就像书中王荔）。我想这个世界上有一部自杀的人一定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满，抗争，抑或是绝望，他们有的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什么也没有引起。这种情感在我也是很熟悉的，我最近才意识到我这么多年给自己的定位其实是一个像海子那样的诗人，“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多么酷，多么惆怅。
然而，然而，死亡是绝对意义上的逃离，死亡可以从哲学上的那个循环往复的钟摆中逃离出来，也可以从现实生活的狗屎中跳脱出来。但是，朋友，那样的话，生活就已经消逝了。更令人绝望的是，那扇墙后面，你并不确定有什么。
我在思考有没有一种比较那么平衡的逃离方式，其实这样说可能已经不是逃离了，更可能是一种适应。就好像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个连续体，我想在绝对的逃离和绝对的不逃离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事情很难，但不是没有可能，这世上有很多人做到了，做到过，不应灰心。
最后，最后，我很认同作者说的，逃离并非生活的终点。我逃走，也许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我自己，看清这个社会，但我想我是要回来的，也许，也许，回归才是生活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