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尔贝斯大道下了车。像上次一样，在高架地铁的脚下，男人们三三两两，似乎是在等待什么。行人们拎着塔缇家的桃红色提包，走在人行道上。我 沿着马真塔大道，前面是那家名叫比利的商店，店的外面悬挂着几件连帽滑雪服。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 她穿着黑色的长筒袜，上面粗厚的图案使她的双腿显得格外强壮。直到医院附近，安布鲁瓦兹·帕雷街都几乎空无一人。我穿过伊丽莎楼的拱形走廊。玻璃长 廊的庭院中有座音乐凉亭，第一次来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也不知道回去的时候是否还会再经过它。我推开十五号门，又爬了两层楼梯。到了化验室的服务台后，我将标记着自己号码的文件交给了一个女人，她在文件夹中翻找，然后找到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装着几张纸。我伸出手，她却并没有给我，而是把档案袋放在桌上，让我找地方坐下，说她待会儿叫我。
等候室被分割为两个相邻的小房间。我选择了离医生诊室大门较近的那一个，那间的人也更多一些。我开始批改之前收上来的作业。在我之后，很快又来了个年轻女孩，她有一头金色的长发，正在将号码交给前台的女人。我留意了一下，确认她也没拿到自己的档案袋，也需等待叫号。在我前面等待着的人们彼此相隔地坐着，其中有个三十多岁、穿着时尚、略微谢顶的男人，有一个戴着随身听的黑人小伙，还有个脸上有疤、深陷在座位里的男人，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继金发女孩之后，又进来一个男人，这已经是等候室里的第四位男性了。他坚定地坐下，从公文包里 取出一本书。随后又进来一对情侣，她穿着衬裤，腹部隆起，而他则穿着西装和系着领带。
桌上没有报纸，只有几张关于摄入奶制品必要性的宣传单，以及“如何与艾滋病共存”的广告页。两 口子中的女人正向她的伴侣说着什么，她站了起来，双手环着男人，在他的身上摩挲着。而他一言不发，仿佛静止一般，双手撑在雨伞上。金发女孩双目低垂，几乎要闭上眼，她的皮夹克折叠着搁在膝盖上，整个人看起来愣愣的。在她的脚下，放着一只很大的旅行包，还有一只小的系在它的背面。我心想，她或许比其他人有更多需要担忧的理由，或许是在周末出行前 来取检查结果，亦或是要回到外省的父母家。女医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她是个瘦削的年轻女性，穿着粉色的长裙和黑色的长筒袜，看上去充满活力。她喊了一个号码，无人回应。号码属于隔壁房间的患者，一个男孩很快应声过来，我只看到他戴着眼镜，扎着马尾。
年轻的黑人也被叫到了号码，之后是隔壁房间的人。除了两口子中的女人之外，没人交谈或走动。人们只有当医生出现在门口或有人出来的时候，才会稍稍抬一抬眼睛，用目光追随着他们。
电话铃响了好几次，电话那头有的是预约看诊，有的是为了咨询开门时间。有一次，为了回答来电人的问题，服务台的女人去找了化验员。他回答了她，随后重复地说着什么，譬如“没有，她的数值很正常，完全没异常”之类的。他们的谈话在空荡荡的安静中回响。电话那头的人一定是 HIV 阳性。
我批完了手头的作业，同样的模糊的场景再一次 不断回放。那是七月的周六和周日，关于爱情的冲动，关于射精。正是由于这个场景，这个已经被遗忘的、数月前的场景，我今日才来到这个地方。裸露的身体与缠绕的姿势组合在一起，对我而言仿佛一场死亡的舞蹈。就好像，这个令人厌烦的男人从意大利回来、使我答应他的邀约，只是为了将艾滋病传染给我。然而，我却无法在那些姿势、在那皮肤温热的触感、精液，以及今日的置身此地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我 猜想，在性与其他事物之间，或许从不存在任何关联。
女医生叫了我的号码。还没等我进去，她便向我投来一个大大的微笑。这似乎是个积极的信号。她关上了诊室门，很快对我说道，“是阴性。”我笑出声来。之后交谈中她说的话我毫无兴趣。她的神情愉快而默契。
我全速下了楼梯，毫无旁顾地原路返回，心想终于得救了。我也很想知道，那个金发女孩是否也一样幸运。在巴尔贝斯车站，人群聚集在站台对面，随处可见塔缇家桃红色提包的影子。
我忽然意识到，1963 年，在拉里伯瓦西埃尔医院等待 N. 医生的诊断结果时，我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恐惧与怀疑中，经历过相似的一幕。似乎，在奥吉诺避孕法与贩卖机里一法郎的避孕套之间，便是我的人生。对于人生，这或许是个不错的度量方式，甚至比其他所有方式都更准确。
1963年，10月的鲁昂，我的月经已经推迟了一个周。这是个阳光明媚而温和的月份。我早早穿上大衣，感觉身体异常沉重和潮湿，尤其是当我在商场闲逛、买长筒袜，并以此打发开学前的日子时。回到埃尔伯维尔大学城的女生宿舍，我再次满怀期待地希望能在内裤上找到一点血迹。每天晚上，我都在记事本上做着记录，用着大写字母，并在下面画上着重线：什么都没有。夜晚我醒过来，很快便发现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前些年我一直在写作一部小说，这一切显得离我那么遥远，就好像永远不会重现。
某天下午，我去影院看一部意大利黑白电影，片名叫《工作》（Il posto）。电影悠长而悲伤，讲述了年轻男孩的第一份工作，以及他的办公室生活。放映厅几乎是空的。我无动于衷地看着小雇员纤弱的身影、他所遭受的屈辱，在影片让人看不见希望的荒芜中，我知道自己的月经不会再来了。
某个晚上，我被大学城宿舍的几个女孩子带到剧院。她们正好多出一张演出票。剧院里正上演着《禁闭》（Huis clos）。我还从未看过当代戏剧。台下坐满了人，我离舞台很远，只能看见台上过于耀眼的灯光，心里不停地想着，我的月经还是没有来。现在回忆起来，只能模糊地想起那个一头金发、穿着蓝色长裙的艾斯黛尔，还有个穿着仆人衣服的男孩，他双眼通红，几乎看不见眼皮。我在记事本上写道：“演出好极了。要是在我的肚子里什么都没发生，那就更好了。”
10月末，我逐渐放弃了对月经到来的期待。我预约了一位妇科医生，N.医生，约定的日期是11月8日。
诸圣瞻礼节的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回到了父母的家中。我有些害怕，怕母亲问我为什么月经会推迟。我确信，每个月自己把脏衣服交给她清洗时，她都会格外关注我的内裤。
周一起床时，一阵呕吐的感觉向我袭来，嘴巴里也浮出某种奇怪的味道。药店的人给我开了瓶消化糖浆，那是种粘稠的绿色液体，喝下去以后，我反胃更厉害了。
大学城宿舍的女孩O.提议，让我替她去圣多米尼克学院代法语课，这是我在奖学金之外额外还能赚到钱的机会。学院的管理人员接待了我，她手里拿着本“拉加尔德和米肖系列”十六世纪文学教材。我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教过课，感觉有点害怕。她说这很正常，她自己也是整整两年都不敢抬着头走进哲学教室，每次进去时，眼睛都要死死盯住地面。此刻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向我模仿着记忆里的场景。我只注意到她头顶包裹的纱巾。我接过她借给我的课本，正准备离开时，被一群二年级的学生淹没了，女孩子们的目光围绕着我，让我涌起一股想要呕吐的感觉。翌日，我打电话给那位女士，拒绝了这份工作。她语气淡淡的，提醒我把教材还回去。
11月8日星期五，我正往市政厅广场走，打算乘车前往N.医生在拉法耶特街的诊所，并在路上遇到了雅克·S.。他是文学院的学生，父亲是本地一家工厂的主管。他问我来左岸做什么，我告诉他自己胃不舒服，想要去看腔内科医生。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腔内科并不是治疗胃病的，而是治疗口腔感染的地方。这真是个愚蠢的错误。我害怕他因此产生怀疑，又怕他提议陪我走到诊所门口，便在汽车到站时慌乱离开了。
从手术台下来后，宽大的绿色套衫又重新落回我的大腿边缘，妇科医生告诉我，说我肯定是怀孕了。我之前认为的胃部不适，实际上是孕吐的一种表现。他还给我开了些催经的注射剂，但似乎并不认为它们会起什么效果。走到门边时，他愉快地向我微笑，对我说“因为爱情而到来的孩子总是长得格外漂亮”。这句话让我感到害怕。
我步行回到大学城的宿舍。在记事本上留下今天的记录。“我怀孕了。太可怕了。”
10月初的时候，我与P.睡了几次。他是政治学院的学生，我在假期时与他相遇，后来又去波尔多见了他。根据奥吉诺避孕日历，我知道自己正在危险期，但我不信那个东西真能在我的腹中“生根”。在爱与愉悦中，我自认为自己的身体与男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在波尔多的一幕幕——从巴斯德街房间外无休止的汽车噪声、拥挤的床、蒙田露台，到放映了历史片《掠夺萨宾妇女》（L’Enlèvement des Sabines）的电影院——所有的这些，现在都只剩下一种意义：我曾经身处那里，以及彼时的我对自己将会怀孕一事的茫然无知。
晚上，学生事务服务中心的护士帮我注射了一针，她并没有多说什么。次日清晨也同样如此。那是11月11日的周末，我回到父母家中，下身一度急促而短暂地流出一点淡红的血迹。我将沾了血渍的内衣和长裤搭在脏衣服上，使它们看起来十分显眼。（我在记事本上写道，“流血戛然而止。还能用什么来瞒过母亲。”）回到鲁昂后，我给N.医生打去电话，他确认了我的状况，说要给我寄一份怀孕证明。第二天，我便收到了这份文件。妊娠证明：安妮·杜切斯内小姐，预计分娩日期：1964年7月8日。我仿佛看到了夏天，看到了刺目的日光。随后，我撕掉了那张纸。
我写信给P.，告知他我怀孕的消息，并告诉他我并不想将它留下。我们已经分开，对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但我很乐意给他无忧无虑的生活带来一丝动荡，尽管我并不知道的是，告诉他这个终止妊娠的决定，将会使他如释重负。
一周之后，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新闻也不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之后的数月都氤氲在一种模糊的幽晦之中。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街巷中游走，日复一日。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脑海中总有一些文学化的表达，譬如“漫漫远航”、或是“善与恶的彼岸”，又或是“茫茫黑夜漫游”。在我看来，这些都通向了我的经历与体验，并带着某种难以言明的意味和美感。
数年来，我的人生在这个事件的周围徘徊兜转。每次读到小说中关于流产的段落，我都会陷入无名的战栗，它没有模样，也没有思维，只有每个字都在不断唤起汹涌的感官震颤。同样地，每当无意中听到《爪哇女人》（La Javanaise）或《我的记忆在褪色》（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的旋律，或是其他陪我度过那段时期的歌曲时，我都感到深沉的绝望。
一周前，我便开始写作这个故事，全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成它，而仅仅是出自某种记录与书写的欲望。每当我想继续两年前开始的写作时，这种欲望便会不断穿透我的全身。我无能为力，无法停止去想它。将自己沉浸在这个故事中，这个想法令我惶恐，但我依旧告诉自己，除此之外，或许直到死亡到来，我都无法为这个事件做些什么。如果有什么算是遗憾的话，那便是它了。某个夜晚，我梦见双手捧着自己写作的关于那段堕胎经历的书，但图书馆里到处都找不到这本书的身影。在任何图书的列表里，它仿佛都从未存在。在封面的底部，是几个粗体的大字：精疲力竭。彼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梦境究竟意味着我应当写下这本书，还是想告诉我，这样做也只是徒然。
随着这个故事的书写，时间开始向前，并带着我向前，不论我是如何。现在我知道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到底，不管将发生什么，都要像二十三岁时将妊娠证明撕掉的那刻一样，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我想要重新将自己浸没在生命中那段时光，已然知晓会在那里发现什么。这一探索被刻进了故事的情节里，还原了那个既在我之中、也在我之外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日程本和日记里曾经那几个月的记录仿佛一个个坐标，是事件还原过程中的必要证明。我强迫自己沉浸其中，顺着一个个画面走下来，直到感受到身体的“连结”，直到有词语冒出来，告诉我，“正是它们了”。重新听到那些字句、那些在我身上无法被抹去的言语，让我感到它们的意义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又或是无比地使人安慰，以至于当我今天再想到它们时，每每被恶心或温柔的感觉所淹没。
我所经历的这场——秘密的——堕胎体验，它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故事，但这种完成性并不足以说服我将它尘封，尽管正义的悖论几乎总会以“事情总归是结束了”来迫使受害者闭嘴，以至于同样的沉默常常将已发生的事情掩盖。如今没有任何禁令能够对堕胎施压，正因为如此，我才能避开七十年代斗争的集体意义和不可避免的简化口号——“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直面这一无法忘却的事件的现实性。
——节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