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的是现代，是当下。面对道德难题，一些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发明一种自我安慰的“正义论”。在这种“正义论”下，人们可以更加顺当地、更加心安理得地从容作恶。构成这种“正义论”的理论很多，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黑暗丛林法则、“自我意识”的觉醒，“上等人”本就应该有区别于普通人的道德观，等等等等。作恶在这些人眼里几乎转化为一种善行：我不是为了我作恶，而是为了遵从某种本质规律作恶，我不自私，我承担了很多呀！戎夷以自己的死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愤怒而尖锐的讽刺，甚至还带有宽容和悲悯。他提出用“老天爷”“良心”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本书像一枚楔子，楔开了一个豁口：我们必须从更高纬度上解决自然语言、自然思维无法自洽的道德难题，即搞清楚“老天爷”到底是什么。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一场话剧，甚至传统思想资源能够处理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从不同途径花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一个悲哀的现实是，在现实领域，对于本书主要抨击的人群而言，解决掉它非常容易：“不看这种书，感觉好多了。”“偏激，极端。”“这是小概率事件，大体上我们是好的。”“这么较真干什么？”“正经人谁看哲学啊？”如此，轻轻松松就可以把问题贬低调侃一番，重新获得一种快乐的自我安慰，顿时感觉好多了。我们依然生活在一种集体轻视人文社科的环境里。如果我们永远不思考这些问题，那么它们总有一天会让我们无可逃避。那时，我们将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