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温特森的《人形爱情故事》（2019年），中文翻译版在2024年发布，是对玛丽·雪莱标志性小说《弗兰肯斯坦》的大胆重新构想，融合了推理小说、历史叙事和当代话语。这部小说不仅重温了雪莱1818年作品的基本主题，还创新性地探讨了技术、性、性别和人工智能的交叉点。通过采用混合结构，将19世纪的事件与推测性的未来场景并置，温特森对人类与其创造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进行了复杂的思考。
《人形爱情故事》的原文标题直译是“弗兰克斯斯坦：一个爱情故事”，即Frankissstein: A Love Story，这一标题是一个微妙而多层次的文字游戏。首先，标题直接引用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部作品是开创性的哥特式小说，讲述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出一具活尸，却不得不面对自己过度扩张与放弃创造的后果。通过这一引用，温特森表明她的小说既是对雪莱作品的回应，也是其延续。
“Frankissstein”中的“siss”（妹妹）则增添了第二层含义。对原书名的这一细微改变——将“Frankenstein”改为“Frankissstein”——可以看作是对小说中性别与性认同主题的关注。此处的“siss”暗示了性别不合常规和酷儿身份，尤其与角色瑞（Ry）的核心身份紧密相关。瑞（Ry）是一个跨性别者，她的名字源自于玛丽·雪莱的名字的一部分（Mary），而她自我发现和身份转变的旅程反映了小说的广泛主题，尤其是流动身份和挑战二元性别规范的探讨。从这个角度来看，温特森对原名的修改体现了她对性别流动、身份超越以及性别二元框架的深刻兴趣。
小说的核心由两条交织的叙事线构成：一方面是对玛丽·雪莱生活的历史性重新构想，另一方面是以未来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情节，其中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永生思想占据了中心舞台。历史叙事部分回溯了雪莱的生平，特别是她与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的关系，并探讨了她创作《弗兰肯斯坦》的动机及其与她个人生活的共鸣。温特森利用这一框架评论弗兰肯斯坦神话的起源，反思雪莱小说作为对人类创造力局限性和科学过度扩张危险的早期警示。
瑞（Ry）是小说中的跨性别角色，她的存在体现了温特森对性别流动性持续探索的主题。这一探索可以追溯到她早期的作品《橙子不是唯一的水果》（1985），其中也涉及到类似的性别身份质疑。在《人形爱情故事》中，瑞的身份与人工智能“创造生命”的概念并列，强调人类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无论这一变化是通过生物学、社会结构，还是技术手段实现。
这一“生成”（becoming）主题与对生与死的哲学探讨有着复杂的联系。温特森描绘了一个场景，过去，死亡被视为生命的最终结局，而如今它却被重新定义为一项技术上的挑战。通过维克多·斯坦因（Victor Stein）利用人工智能追求永生，这部小说对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m）提出批评——特别是他们关于“上传”意识、逃避生物性死亡的傲慢与虚无主义，作者隐含了一种观点，即对永生的渴望不仅是一种哲学缺陷，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不愿接受人类存在的有限性。弗兰肯斯坦这一经典主题的回响揭示了温特森对人类傲慢以及我们欲望成为“上帝”的批评。温特森在创造维克多·斯坦因（Victor Stein）这个角色时，显然是在对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进行重新构思，同时也为角色注入了更多现代科技、哲学与性别议题的元素。此外，斯坦因（Stein） 是德语中“石头”（Stone）的意思，这一词汇本身可能暗示着某种坚硬、永久、不朽的象征。这种“石化”的象征与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追求生与死之间界限的模糊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温特森通过交替使用玛丽·雪莱的历史性叙述（插叙部分）、瑞的第一人称叙述与维克多·斯坦因追求永生的全知第三人称叙述，构建了独特的叙事结构。关于玛丽·雪莱生平的历史性叙述，表面上是传记性的，但融合了历史事实和虚构内容，重在她和诗人雪莱、拜伦等在阿尔卑斯山的半隐居生活，以及她和诗人雪莱的性爱和其构思《弗兰肯斯坦》的过程。瑞（Ry）的第一人称叙述给读者提供了直接的、个体化的视角，使得她的跨性别身份和自我发现的过程成为小说中的核心体验之一。最后，维克多·斯坦因的叙述采用全知第三人称视角。这种叙述方式不仅提供了一个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视角，而且也使得维克多·斯坦因作为一个追求永生、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角色得以更广泛地展现其思想和动机。第三人称叙述使得温特森能够探讨维克多在技术、伦理和哲学上的复杂思想，以及他如何通过科技手段挑战死亡和生物性的界限。这种双重结构不仅强化了历史与当代之间的对比，还为创作行为本身提供了元评论——无论是通过19世纪的文学经典，还是通过当代尖端科技的探索，这种结构让小说本身成为对“创作”这一行为的自我反思。
温特森在《人形爱情故事》中的叙事风格以其机智、互文性和哲学深度为特征。小说在历史与预测性未来的时间线之间流畅转换，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与当代关于人工智能、性别和超人类主义的辩论相互对话。
珍妮特·温特森对互文性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主题层次，还将其置于更广泛的文学与文化传统的语境中。通过这种策略，温特森深化了小说的哲学探讨，使其与多个思想体系和历史背景形成对话。除了对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重新构思之外，温特森的小说还涉及广泛的哲学和文学传统。她引用了存在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哲学，借鉴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唐娜·哈拉维、马丁·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思想，探讨了技术进步时代的生命本质、身份认同和人类状况。例如，小说对人工智能与永生的讨论，引发了尼采哲学中关于“权力意志”和“人类超越”的重要问题。哈拉维关于“赛博格”的理论——她将赛博格视为超越性别的混合体——对小说中瑞这一跨性别角色的塑造也产生了显著影响，瑞的身份体现了性别与类别的超越，它挑战了人类与机器之间以及生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严格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温特森的小说将哈拉维的理论工作扩展到了小说领域，对性的二元思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温特森的互文性还不仅限于古典文学和哲学，而是延伸到了当代科幻小说和流行文化领域。她的作品与菲利普·K·迪克、乌苏拉·K·勒古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作家进行了对话，尤其是那些探讨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创造有感知生命的伦理问题的作品。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和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对温特森似乎都是对话的对象。小说还引用了如埃隆·马斯克和雷·库兹韦尔等当代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开发领域的知名人物，将这本书置于有关人类未来及其与技术关系的持续辩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