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北京待过四年的人，实际上也并不了解北京对于小地方居民的符号意义。在蔡崇达这本书里倒是见识到了，反复提及他在务实的人生规划里，如何一步步走到北京，流露出浓重的优越感，只有他一个人在北京，甚至成了乡人的“驻京办”，众人景仰。
阿小、文展、厚朴这几个人物，在蔡的笔下无一不是失败、落魄甚至早逝的悲惨命运。而这几个人物，恰恰是不同时期作者本人的竞争对象，同一个村子里抢玩伴的阿小，一起争上游的天才文展，以及同一个宿舍里的同学厚朴。
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情境里，每一个回合，主人公都取得了胜利。
追求他的官二代静宜，性格设置比厚朴的官二代女友子怡高出几个层次不说，关键还非常乖巧懂事爱着主人公，挑不出明显性格缺陷的静宜，却令主人公感到“负罪和恶心”，最后和和气气结束恋情。而厚朴几乎每一样都是不走运的，音乐、学业、恋情统统滑铁卢，成为笑话，最后早逝。
阿小也是读来卑微可叹，文展的命运也是令人扼腕。
主人公在北京落脚不说，还成了名记者，那么些卑微的小人物打电话给他，仍有丝丝缕缕微妙的牵挂。仿佛作者是那些配角人生的主角，关于配角们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倒是一点点都没有书写到。
作者是同龄人的扫把星么？谁沾上谁倒霉一辈子？
《皮囊》一书的最末，作者在空白书页里写下一段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话：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
我想改编一下：每个作者只能写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作者发现自己的内心。
小镇贫苦出生的文学青年，坐上头等舱，在伦敦逛大英博物馆，深刻又深情的书写至亲的生与死。而对于那些成长中的伙伴，我没有看到他的一丝悲悯之心。
当肤浅无知的小人物遇到深刻的写作者，他们的命运就成了几乎一无是处的反面教材。
我只看到作者作为一个幸存者的胜利心情，掩不住的喜悦，为自己的务实、目光长远而沾沾自喜，为自己感动着，拿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为自己垫脚做陪衬:我出身坎坷，可是我依然是被命运宠幸了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