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持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p8）作者提请我们注意日常语境中无处不在的性别与权力交锋：“man”和“person”在英语中是同义词，“男人”被视为普适的人类（p9）；更为具体的则是人们将许多受人尊敬的职业，包括医生、律师、演员默认为男性。即便善意地强调一名女性作为“女医生”“女律师”，在某些时刻反而会强化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加深人们对“医生”“律师”作为男性的印象。（p11）因此，语言，始终是维系父权制的武器，性别歧视的观念以这样潜移默化的形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表达与生活中。作者在书中以“脏话”“语法”“说话习惯”这类语言现象，展现了语言领域的政治角力。
作为A Feminist Guide to Taking Back the English Language，书里的内容会比我以下梳理的丰富很多。我主要是以“武器”为线索作一个粗糙的梳理（趁我现在还记得，紧急做一个memo，留待未来使用：）另外，作者主要是“Taking Back the English Language”，但是书里的很多内容都会让中文语境里的我很有共鸣，很期待看到一本中国女性夺回语言的书。
人类对在日常表达中使用脏话乐此不疲。但是在那些未经思考便脱口而出的脏话中，为什么多数都是与羞辱女性有关的性别侮辱词汇呢？作者在这里引用Laurel Sutton，总结了英语语境中，人们侮辱女性的常用比喻——食物、动物或者性工作者。“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p28）
在第一章中，作者追根溯源了“slut”“bitch”“cunt”这些原本无辜的词语，它们的本义与今天人们赋予的贬义内涵大相径庭。“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p22）许多经历过“语义转贬”的词汇，体现的都是不同时代对于女性的贬低和羞辱。（在中文语境中，这类“语义转贬”的词汇数量也“不遑多让”）
当然也有女性在这个过程中试图将这些词“语义转褒”，进行“收复再定义”，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也就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当然，对于那些不能“收复再定义”的侮辱性词语，可以完全摒弃它们。（p41）
年轻女性的说话方式总是会遭到来自所谓“权威”的挑刺，girl talk天生被认为是低劣的：女人的表达不高效、话说不清楚、语调轻佻又或者歇斯底里。但作者则以三类典型的女性说话方式，为女性正名。“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炼简明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p82）而被男性指责的语言方式，恰恰是一种高超的交际策略。
1、使用模糊限制词：这类表达更委婉、更包容，让听者感觉更好，并为彼此留下插话或者分享不同看法的空间。（p82）
2、最小反应：在别人说话时，听者使用小短语来“积极的倾听”。这些“策勒性的短语”体现了女谈话参与者在预测谈话如何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p83）
3、特定形式的提问：女性使用具有陈述功能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方便的增进合作的手段，由提问可以引入新话题、确认其他说话者的观点，或者开始一段叙述。女性提问的用意是欢迎每一位参与者加入对话，并保持整体对话的顺畅进行。（p85）
事实上，全女性对话具有精妙的水平结构——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将自己定位为当前话题的主导者，这类谈话独特的轮转结构，被比作即兴演奏会，促进话题在多个层面上向前推进。（p86）而这种即兴演奏会式的轮转结构在全男性的会话中非常罕见。男性会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一个有助于维持其垂直等级结构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会话往往是交替的独白，或者是一名发言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言，其间没有任何打断，甚至连最小反应式的插话都没有。这个特点使说话者“成为专家”，并向别人展示自己关于某个话题的知识储备。（p86）
女性以这种形式展开后台谈话，建立联系和强化彼此之间的信任。但是作者在这里与男人们的“更衣室闲聊”对比。在更衣室闲聊中，团结关系并不总是需要通过真诚的相互坦白才能建立，有时只要语言粗俗就能达到效果。“他们让自己看起来更下流，只是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对于这种通过兄弟情谊来建立权力，同时排斥兄弟情谊之外的人并非将其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学者们以“兄弟权制”（fratriarchy）来形容。（p94）这种结构不是由父家长统治的，而是由男性之间建立的兄弟网络统治的。将所有女性因素排斥为异己的后台谈话是保证兄弟权制的围墙坚不可摧的砂浆。（p95）
除了为女性说话方式正名外，作者也一阵见血地指出，对于女性说话方式的指责，本质是一种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偏见性认知。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甚至是那些所谓“善意”的建议——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批评气泡音、句尾声调、各种模糊限制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非常相似。对女性语言和用词的批评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p118）教导女性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说话，“正确的说话”反映的不过是哪类人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p119）
当然，“正确的说话”不仅与性别有关，也与历史上长久的金钱和社会阶级有关。一种“标准”的语言形式得到了国家和教育系统的认可，加强了语言的阶级分化。在美国，掌握英语语法与美国梦本身联系在一起：讲俚语，语法使用不正确，不是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的表现。（p143）
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语言中，性别和性别刻板印象已然深深地融入了它们的语法体系。（p124）在一些语言中存在着以阴阳性划分语词的做法（例如法语、西班牙语），这种“语法性”不可能不渗透到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中。（p131）语词以何种标准划分，告诉了我们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并与之互动的。（p132）作为区分标准的语法性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在文化上对人类性别的认知尤其密不可分。例如，在法语中，最受人尊敬的工作称谓都是阳性的，而“护士”“看护人”“仆人”这些词恰好都是阴性。（p131）
gender来自于拉丁语单词“genus”，意为种类、类型，一开始从未被用在人类身上。（p126）而今天的gender则作为社会性别的分类。在一些语言系统中，名词被按照危险与否的标准加以性别化区分。危险的东西被认为是阴性的，这背后是男性征服的漫长历史。把“它”称作“她”，为某些物品赋予人称代词，把它们提升到人类的地位，事实上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通过把“她”类比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这种情绪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语言中。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谓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p134）
因此，语法性语言的存在似乎会使得讲这种语言的人陷入性别刻板印象，成为父权制语言系统的帮凶，但在某种层面上这类语言的存在也使得“性别问题”更加无处藏身，针对语言本身阴阳性的改动也成为政治性的行动。例如，法国女性使用阴性的“la personne”（人）代替阳性的“le sujet”（主体）。但是在英语语境中，一旦将“la personne”翻译成英语，法国女性使用该词的政治意义就丢失了。（p135）
“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p150）男人们驾轻就熟地使用着一套系统的打压女性存在和否定女性意义的语言控制策略。
1、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
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更过分的还包括对女性的发言采取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将女人的发言当作“噪声有点大的风”。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含义是说话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她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p152）“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
堵嘴噤声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p153）
2、在公众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
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街头骚扰、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男性被告律师称女检察官为“亲爱的”），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性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p160）作者在这里还进一步延伸，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常常以一种自负傲慢的亲密态度对待各类边缘群体，这并不是表达亲近的做法，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信号，表明说话者认为对方的地位比自己低，而且下意识地觉得宇宙给自己颁发了什么资格证，允许他们如此居高临下地怠慢听者。（p161）
3、mansplaining（男性说教）
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p151），假定女性对这类话题一无所知。（p248）
作者让我们认清了日常对话中的性别歧视和打压，同时也指出，语言也可以作为父权制受害者的武器。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把语言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对于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p116）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p114）掌握更能代表声望的语言技能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实现阶级流动的有力工具。（p122）
另一方面，由于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p115）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在语言使用上往往更敏感、有趣、灵活和犀利。作者在第九章中还分析了男同性恋群体独特且丰富的语料库。许多我们今天常见的英语俚语（“Yas”）都来自于这些群体。以创造新的词汇来与自己相同的群体对话，是某种对抗社会的暗号。
用词，事实上是属于语言领域的政治角力。
那些不假思索使用现存语言的人，那些并不为自己的语言使用感到冒犯的人，体现的是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被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p148）
沉默不应该是女性身份的一部分（p165）。当受到委屈和被误解时要大声疾呼，要相信彼此，要主动申请有权势的职位，要多聘用女性。假如我们自己顺从地不发出声音，那么人们就不会感到恐惧或羞愧，从而失去任何做出改变的动力。（p167）
当然，我们越是朝着尊重非标准性别身份、建立与之相适配的语言的方向前进，遭遇的阻力就越大。（p245）但是乘车远去吧，那些顽固偏执的保守派和自命清高的迂腐学派将被留在车站，而在语言上灵活多变、包容各种性别的一代人将一路向前，融入落日余晖。我希望能在远方见到你，听说那里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p148）
特别向那些女性挥手！致敬那些不断创造语言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