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的P468－P471：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土地投机商，没有给她留下丰厚的嫁妆，这使她难以求得满意的婚姻。母亲不考虑年轻女儿的愿望，成功地把她嫁给了一个在政府供职的“富有而且官衔挺高”的如意郎君，二十二岁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具有温柔、娴静、深情的性格，她觉得世上的一切似乎都是幸福所必需的；可是涅托奇卡注意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伤痛在她美丽的容貌上投下了幽幽的阴影”。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本人生性慷慨（“在她的心中，同情总是压倒厌恶”），她的生活被某个不幸的秘密所困扰，涅托奇卡始终弄不清它的缘由；与亚历山德拉一起生活了八年，涅托奇卡一直没有解开她那无法抹去的悲伤之谜。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的丈夫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僚，一天到晚想着衙门里的事情，雄心勃勃而且官运亨通，他“沉默寡言，缺乏热情，甚至与妻子在一起时也几乎与她无话可说”。亚历山德拉同样不敢违背他的意愿，总是诚惶诚恐地希冀得到他的赞许。八年当中有一两次，“她那娴静的脸上露出某种憎恶愤怒的表情，代替了一贯对于丈夫的自卑恭敬”（2∶228）；但是，这种瞬间只不过使陷入抑郁沮丧的心理危机持续的时间变得更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妻子的控制类似于穆林控制卡捷琳娜；这实际上是把几乎相同的戏剧情节转移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社会条件之下。
在涅托奇卡十八岁的某一天，她发现了与这一令人困惑的关系有关的线索。她偶然发现一封多年以前写的信，信纸已经褪色，上面泪痕斑斑，信是写给心上人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的。写信的是个年轻人，信的内容透露，两个人曾经友好情深（可能只是柏拉图式的），这引起了许多流言蜚语，从而使这个年轻人不得不永远离开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引起流言蜚语的不是他们亲密的交往（尽管一个堕落的社会难免歪曲它的实质），而是年轻人社会地位卑微这一事实。“要是我有显赫的地位，有一些他们承认的个人价值，”他写道，因而“唤起他们心中更多的尊重，那么，他们就会原谅你!”（2∶252）尽管自己非常悲伤，写信者仍然对亚历山德拉说不要绝望，他还让她别忘了，世界上有一个真正理解并且相信她的人———她的丈夫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
这封信向涅托奇卡解释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为什么置其社会地位于不顾而生活在这种令人恐惧的孤独中，同时暴露了使她日渐虚弱的极度忧郁的原因。它还使涅托奇卡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始终不喜欢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他貌似关心自己的妻子，行为看上去也无可指责。涅托奇卡这时想起了以前一直没有弄清其中奥妙的一件事情————她注意到，每当要去看望妻子时，他总会站在镜子前面照一照。片刻之前，她看见他神情轻松面带微笑，但是紧接着，”笑容仿佛接到命令似的消失不见了，某种痛苦的感觉让他呲牙咧嘴……某种剧烈的疼痛使他皱起眉头。他的目光阴郁地隐藏在眼镜后面————总之，仿佛奉命而行似的，他转瞬之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2∶251）
涅托奇卡现在明白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直扮演着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角色。他可能已经原谅妻子不幸违反了社交礼节；但他让她永远不能忘记过去曾经犯下的“罪过”，从而毁掉了她的生活。长期以来他蓄意以自己的存在使她保持负罪感，让她不安的内心充满恐惧。就这样，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一种更加阴险的方式具体表现了同样的受虐-施虐“快感”————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叶菲莫夫、拉里亚和卡佳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快感；他使妻子陷入了与《女房东》中心灵受到控制的卡捷琳娜相似的精神状态。
小说的最后几段描写使故事情节节外生枝，因为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怀疑丈夫对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涅托奇卡不怀好意。她甚至还以纯正的弗洛伊德式预言指责他对涅托奇卡吹毛求疵，因为后者对他产生了性吸引力，而他这种严厉苛刻的正人君子只能通过表示敌意发泄自己的感情。不过，小说情节主要仍然围绕着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看见涅托奇卡手里拿着的那封信而展开，他以为收信人是涅托奇卡。
为了不使自己的女恩人因为这封信被发现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涅托奇卡主动承担了与某个假定的情人通信的罪责。可是，亚历山德拉既不相信丈夫的指控或者涅托奇卡的供认，也不认为仅凭一封信的出现就能证明涅托奇卡做过什么应该受到谴责的事情。她对丈夫企图像摧垮自己的精神那样摧垮这个年轻姑娘的精神感到愤慨，于是振作起来为涅托奇卡进行辩护。“‘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她眼含热泪，声音颤抖，谦卑地看着丈夫说，‘我们当中谁有权利拒绝别人伸出的手?把你的手伸给我，安妮特”，……你的存在不会让我难以忍受，因为我也是个有罪的人。’”（2∶246）对于这种圣约翰式的表述，大发雷霆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侮辱性的含沙射影给予回应，现在，涅托奇卡终于明白了他所影射的是什么。
在小说的最后，涅托奇卡把这封信私下交给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同时严厉斥责了他对长期隐忍的妻子所实行的精神专制。“你想保持凌驾于她的优势地位，而且你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你想战胜她的幻觉，战胜她病态的胡思乱想，以便向她证明，她犯了错误，而你则要高尚得多。”（2∶266）涅托奇卡用这些指责向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表明，她比他的妻子更坚强，因此不会任由别人进行伤害。如果这部作品继续写下去的话，我 们肯定应该看到，涅托奇卡将在其他各种情况下对任何形式的专制表现出同样高贵的独立性并且进行同样的社会道德反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在小说的这一部分结束时，涅托奇卡所得到的重要启示是什么；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当两个姑娘（到时候将是两个少妇）再次相遇时，卡佳将会有什么表现；不可能知道拉里亚将以什么面目摇身一变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实在是可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