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写得很清楚，这是很难得的，把一两年之间的那么多起伏变化，从捻军、大刀会、义和拳、神拳都讲了，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引用了那么多的原始一手、二手中文史料，作为一个外国人，这也还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作为研究者，他也是有明显的缺陷，就是被很多的表象所迷惑，而看不到放在眼前的结果：义和团的兴起或者说泛滥，是清政府中一帮极端保守势力支持的结果。比如原山东巡抚毓贤，他肯定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否则在庚子事变后，他不会被作为匪首，而被追责斩首。义和团在山东兴起，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书中，反复讲他如何打击义和拳的。事实上真打击义和拳的是袁世凯，袁世凯是开明派，他接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后，严厉打击义和拳，义和拳就从山东跑到直隶去了。然后由于朝廷中保守派当道，想利用义和团来反西方，于是义和拳变成团练，成为义和团，开始浩浩荡荡进京杀洋人。
作者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停留在史料证据上，他之所以认为毓贤不是保守派，在严厉打击义和拳，是因为他看到的几个证据，或者说史料。但是他不明白，在中国，阳奉阴违是很正常的，一方面迫于朝廷的指示，要打击义和拳，一方面，他又不真的实施，相反支持义和拳杀洋人。所以做历史研究，特别是迷信史料的人，容易跳不出来，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当然往深了说，这还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很多的研究者，他对义和拳的看法就决定了之后的结论：他们认为义和团就是爱国运动，所以什么都是对的。事实上，爱国行为，很多时候，也是有问题的。反西方，反对现代转型，是违背历史大潮流的，并不会让清朝成为强国，而是让清朝继续留在传统社会中，而无法变成现代社会。所以对义和团的反洋教的研究，也应该带来同样的反思，这个反思应该指向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些行为。
爱国是一个情感，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因为爱国而丧失理性，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是：清政府对全世界宣战。中国人喜欢用动机来判定好坏，但是非常不幸，好的动机往往带来的也是灾难，如同凯撒所说：
很多事情尽管结果很糟糕，但是当初的意图都是好的，也是充满善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