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六年前第一次踏上前南斯拉夫的土地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六年后会为它写一本书，它成了我个人的一场精神炼狱。
《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其实2022年就写完了，它是我捂在肚子里两年才出生的孩子，一副好像刚刚和世界见面就已经饱经风霜的样子。我对它爱得紧，也愁得慌，它是一个四不像，不是游记，不是访谈，不是散文，不是纪实报道，言在此而意在彼，借着非虚构的身体，表达着一种强行“想明白些什么”的渴望：人们如何消化自己的历史，想象自己的未来？
六年后，我依然不能说找到了答案。我鲁莽地一脚踏进前南斯拉夫的历史迷宫，深一脚浅一脚地打算接着往前走。从2018年到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我步履不停，走遍了前南斯拉夫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之后是漫长三年的停摆，然后，我成了2023年1月第一批重返世界的人，目标十分明确：我迫切需要回到南斯拉夫，历时层面的，共时层面的，物理层面的，心灵层面的，需要全方位再一次生活在那片被饱受误解、却鲜被关心的血与蜜之地。我需要体验别人的生活，把它变成我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本质主义者。
站在后疫情时代的新时间上，回望前疫情时代的前南斯拉夫，成为我继续前行之前必须要完成的自我省思。南斯拉夫，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一个已经成为历史和政治双重记忆的名词，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严肃又忐忑的人生命题。严肃是因为——关于前南斯拉夫的讲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实际上关乎着我们怎样透过局部的历史难题来构建起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换句话说，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南斯拉夫却代表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忐忑则是因为——这实在不是轻松的工作。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曾说，历史学家因为研究斯拉夫民族问题感到绝望。“即使是仅仅书写南斯拉夫人或南部斯拉夫民族这一小部分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也像在穿越迷宫一样。”它看似已经被冰封在历史深处，其实和当下的生存困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作为一个研究东欧历史文化的作家和记者，我的目光所及投向了东欧的边缘——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作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区域大国，南斯拉夫长期处于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三大势力的逐鹿之所，它位于亚洲和欧洲的分界之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界线上，无论从军事、政治、外交还是文化角度，都处于各种力量的夹缝中心，在历史长河中，南斯拉夫四周崛起又衰落的帝国始终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土地，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王国、奥斯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王国、威尼斯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
南斯拉夫这块不大不小的地方，招来了人类历史上相当大部分帝国的注意力，倒霉的是，这些注意力几乎没有为它带来什么好处。有句俗话叫夹缝中求生存，说的就是南斯拉夫人民千百年来的生活经验。事实上，南斯拉夫的变迁，恰恰是近现代历史的写照，它忙着不是依附这个帝国，就是被那个帝国出卖，上一分钟和俄国哥俩好，下一分钟就被俄国卖给奥匈，上一分钟法兰西信誓旦旦要保护它，下一分钟它就被拿破仑的军队长驱直入。左右逢源，见风使舵，纵横捭阖，这些博弈之术是这片土地上历代统治者首先要学习的技能。不幸的是，南斯拉夫似乎永远是被牺牲的那个，它的悲剧性命运由不得自己做主。
时至今日，在南斯拉夫解体了二十多年后，从中分裂出去的各个独立国家依然不能摆脱被强权呼来喝去的命运。独立自主，这四个字对于南斯拉夫这块区域来说，一直都是那么艰难。自古以来，这片土地既不愿向西方妥协，又不愿做东方的附属，无论境遇有多么不堪，人们总是在说“不”——他们并非不知说“不”的后果，但还是这么做了。对奥斯曼帝国的顽强反抗，对奥匈帝国的持续斗争，萨拉热窝的暗杀，1941年的反纳粹游行，1948年和苏联的决裂，1961年的“不结盟政策”，1999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时站在桥上手拉手大声歌唱的人群——几乎每一次说“不”，南斯拉夫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都晃得更猛烈。在事实结果面前，这样的抗拒显得毫无必要，可偏偏就是这块土地，一次次以营养不良的躯体迸发出巨大的毅力和热情。这样不合常理的能量，不管多么徒劳也千方百计要在夹缝中寻觅“第三条道路”的勇气，就像是点燃我生命的火把。
我曾天真地以为，这场关于南斯拉夫的精神之旅会一直进行下去，写完第一本就是第二本，第三本……我没有想过新冠疫情成了拦路虎，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流血的冲突，但就是动弹不得——疫情当前，而我的护照马上要过期了。过去三年，我可能是那个跑出入境管理局大厅最勤快的人之一，虽然每次得到的都是“我很抱歉，现在不给换”的答复，但我每次都对自己说，“失败，再失败一次，下一次失败得再好一点。”好像这是贝克特说的，或者是波拉尼奥？文学以这种方式支撑着我的信念。2022年末，我得到了获准换发护照的许可。拿到新护照的那天，我走在路上时心里在想，南斯拉夫人千方百计说“不”的那股精气神儿，也许已经渗入了我的血液。
不管怎样，我终于重返南斯拉夫，三年的离开丝毫没有让我对它有隔阂之感。2023年，世界缓缓重启，除了令人咋舌的物价飞涨，我在这里几乎没感受到和三年前有什么差别，但改变必然已经发生，只是用的是一种我不愿意看到的恶化的方式：巴尔干各国政坛依旧吵得不可开交，所有的选举都像是在民族主义政党和亲欧派之间一场又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科索沃北部塞族人聚居区依旧隔三差五出点零星暴力事件，并且越来越成为政党利用的工具；自2015年开始的叙利亚难民潮还在稳定地蔓延，只是如今因为俄乌战争的缘故而增加了其他渠道的难民，他们把巴尔干作为“入欧”的通道，却有大量的人群不得已最终滞留在这里；失业率依然在高位，在疫情后有恶化的趋势；经由新冠疫情下欧洲各国“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处理方式，西巴尔干各国对欧洲的信心不出意外地持续下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更是在屏幕面前落下眼泪，宣布“欧洲的团结是不存在的”；巴以冲突再爆发后，拥有大量穆斯林群体的巴尔干半岛因为“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穆斯林兄弟”的被迫站队问题在国内造成了持续的冲突……
亲欧、疑欧还是反欧？对待那个欧洲，那个为了在政治上的地缘利益而拼命抢夺自己、却在文化上冷漠排斥自己，在经济上开出一堆“政治限制条件”才肯援助自己的欧洲，这些从南斯拉夫分裂出去的独立国家的心情，一直都是五味杂陈的。而这几年在充分享受了“一带一路”的美好滋味后，他们总是忍不住要拿来和“入欧”做个对比。无论怎样，“独立自主”四个字，对于这些巴尔干小国来说，就是那么难。
大疫三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这里，和不同的南斯拉夫人生活在一起。不听话的南斯拉夫国家早就没有了，可是南斯拉夫人还是那么不听话。我无法和他们告别。
本文节选自2024年4月《T Magzine》的文章《南斯拉夫，被话语抹去的世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