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男孩的作者楊富閔在論及張拓蕪等台灣外省作家的時候，非常精闢的指出：流亡的歷程不利於一個完整敘事的生成。
流亡和破碎成為一體兩面。環境如何施加於個人，而個人的記憶受力而瓦解。
如果我沒有讀過張拓蕪，恐怕會很難理解烏格雷西奇。正因為讀過了東亞版的流亡文學，所以每一幕日常都怵目驚心。
然而，哀悼自身流亡的虛無，難道不又回到了「渴望國家」的命題嗎？文學需要國家，作家需要國家，然而國家不就是戰爭與分裂，「新政權殺死了舊生活」，導致她流亡的元凶嗎？
推薦我烏媽的四川朋友進一步指出，烏媽雖然闡述流亡的痛苦，卻沒有緬懷「前南」的美好，她仍然深知那裡也是藏污納垢——「不像朱天心，基本上不會批評（反而很想念）某黨統治下的台灣。」
對烏格雷西奇而言，時間線下游的流亡生活破碎，但上游未分裂的「前南」也未必值得懷舊。基本上就是天下之大，無處可去，無論就時間或者空間的尺度而言。她注定是永恆的流亡者。
這種痛苦只有文學才能安放（甚至不是處理）。得知烏媽在2023年逝世了，一方面扼腕，一方面替她開心。對永恆的流亡者而言，死亡也許是唯一的歸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