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向来慢，记性又不好，有的段落还要来回看。余华先生在致信作者张新颖教授的信中说他“从晚上八点左右读到凌晨四点多”，只八个多小时即读毕，我则断断续续看了八天还不止。时间长短不同，观感也不太一致，余先生用“独立而懦弱的文人”来形容他，我却基本都不同意。独立当然可以理解为沈先生的思想、精神，但对留在大陆裹胁在历次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这种独立性可能既非自身的坚持或追求，又不具备任何可能实现的现实环境。特别是像沈先生这种还有“单位”还在体制之内的人，一次次的政治学习，一次次的汇报检讨，怎可能独立呢？书中提到沈先生为自己的事业（实际是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责任）一次次致信领导，他和他的大小朋友（包括巴金）向有关方面（包括周扬）提出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其实也是为了工作），真正帮到他的只有社科院的时任领导胡乔木和最后帮助他迁入较理想居所的胡耀邦（后一次对沈先生的工作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了）。但绝不能由此认定沈先生“懦弱”，无论对于最后近四十年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与待遇，还是对于因为各种理由与他反目的范曾、丁玲、萧乾，抑或是晚年蜂拥而至的热捧，他都有自己清醒独到的见解，也有他自信自尊的立场和态度（比如对王瑶的文学史评价的回击，又比如他给范曾的痛快淋漓的信）。这个部分是本书的最大意义。一般而言，对于沈先生的论者总慨叹他“解放后”的搁笔，乃至把他与曹禺等人并论，都觉得十分可惜。或者对其不得不改行从事文物研究，也像相声《八大改行》那样满是苦涩的泪。但《沈从文的后半生》让我们看到他没有荒废30年的时光，没有自怨自艾，正是在社会动荡、物质短缺、条件匮乏、身体常病这样的难以想见的情形之下，他以一管秃笔、以湖南人的血性、以对人生和生命的深沉感悟与深刻体察，打通了另一扇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有这样一段回忆文字来自于他晚年事业的嫡传弟子，当时还是志愿军人的王予予（两个予合成一字，读如续）在历史博物馆与沈先生的相识：“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晚年的王予予则以此报答了沈先生：在完成沈先生重托，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之后，“本可以腾出手来做自己的研究，却以抱病之身，又埋头于沈从文大堆散乱的文稿之中。沈从文后半生研究事业的文集编成，王予予却在一九九七年去世，只有六十七岁，未及看到《沈从文全集的出版》”。沈先生昂扬的生命力，强烈的责任感，对于事业的规划能力与实现能力，对于人的爱与慈悲，对美的鉴赏力（包括他对自己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想法），都是惊人的。可以说，他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唯一的，是独特的，也是突出的、领先的。沈先生晚年曾应邀到美国讲学，他一次次地对旧雨新知和新老学生讲，不用为他惋惜，他觉得“并不值得”。张新颖教授的评断准确，也深得我心：“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饱经沧桑而童心犹在”。著者面对浩繁的资料，没有先入为主，也没有盲人摸象，而是悉心梳理，捕捉时代的印记，还原沈先生和同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在文学方面，郁达夫-沈从文-汪曾祺完成了接力，在古代文物研究领域，沈先生又与王予予等完成了传递。他的生命就像别人形容他的不尽流的长河，也像他生前喜欢身后在追悼会上播放的贝多芬。有朋友说，《沈从文的后半生》是这半年看过的最好的书，没有之一，我读书甚少，不敢妄断，但诚意推荐大家阅读一位不朽人物不屈的后半生，就像他墓碑上自己写的那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