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以前两边“不靠”，年轻时关于文物历史的涉猎与积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沈从文后半生既没有凭借过往的声名炙手可热，也没有因此成为风暴的主要目标。年轻时混迹过旧军队，千山万水也走过，他的前半生经历的上世纪上半叶足够风云变化，所以在四九前已经有清晰的判断，只要自己写作的标准不变，他大抵也就告别了文学创作，虽然像他这样的写作者总是按耐不住的，但无论以后怎么尝试怎么技痒，他自己的那条线始终没有往下降。
1950年，久已搁笔，在华大政治学习思想改造的沈从文，显然不太顺利，他已经意识到“写点小说的长处”已“逐渐耗蚀”，“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他的写作才华，只能在给朋友的信中施展，“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节奏依然是那个最闪光时期的沈从文的。而他感受到的熄灭，如今我们正在经历。
好在他转向了文物，还能躲进历史，并且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虽然当时同样是边缘的甚至是“毒草）。沈从文在那么多次运动中，没有拉踩，没有害过别人，他能活着，有侥幸，也是必然。找到可以托命的事业，不害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底线，无论在什么样的年代，既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没有借口两手一摊说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