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0，耶鲁大学朱迪斯·巴特勒在推进后现代女性主义之作《性别麻烦》中推出了酷儿理论，并将人类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
人在生物学上的先天性别差异，即染色体、激素、外在性器官等。这些既定的，无法改变的生物学事实，并不足以充分构成两性在社会当中的差异。
一.被后天建构的性别
人的性别差异其实是被社会文化构建的，人类社会人为的构建了“女性”这一文化符号，再让生理女性去扮演这个社会文化建构的“女性”符号。（这一观念源自波伏娃的“女性从来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建构的”。）
也就是说社会环境中对于性别属性的认定，普遍认为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上是什么样子，扮演什么角色，是被后天赋予的。
1.抚养方式
女孩成为女人的过程不仅是身体上的生理变化，更重要的是受到抚养方式的影响，是被养成的。
刚出生的婴儿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性别，更不知道性别意味着什么。父亲给予男孩亲吻的温存机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严厉地呵斥，对暴力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反过来，对女孩的爱抚则越来越多，更是教育为不要做出男孩般行动、行为的乖女孩形象。渐渐的，同龄男孩好动、冒险精神等特质缺失。
2.社会观念
邻居做客带来的礼物，同样是带有强烈性别身份的玩具，男孩的枪械、赛车与女孩的布偶、洋娃娃。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后天的文化建构导致孩子理解到底什么是属于自己的。童年阶段的女孩渐渐明白了男性在世界上的优势，感到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明白了这个世界的主宰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此外，父权制社会还会告诉她，作为女人，不应该有太高的目标，性别决定了命运不是属于自己的。想要在别人眼里有价值，要做的不是提高自身的素质，而是要去迎合男人的梦想。一个女人的梦想，越伟大、越狂野，意志力越强悍，那么她身上的女人味越少，对男性的诱惑力就会越低，一种对男人婆的解释。
而在女性成长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身为女性的命运—必须依附/取悦男性。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女孩终于成为了女人，将自身的价值捆绑在了婚姻和家庭之上。
3.政治/经济结构变化
高跟鞋和丝袜。此类商品的出现，原作为17世纪的法国上层阶级的特权，特指男性穿着打扮，弥补短板的装饰品。而现在成为与女性必然绑定的所属物。
这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地域、时代、文化背景所形成的特定社会所规定的，社会对性别的评价、期望和要求不同。
事实上，没有任何生理上的两性差异能够决定两性天生与什么东西绑定。短发长发、勇敢温柔、职场拼杀貌美如花、闯南走北在家带娃，都是被社会构建的性别气质，并不天生与人的生理性别绑定。
父权制给了女性很多限制的同时也给了男性很多要求，将他们打造为阁楼里的疯女人与阁楼外的疯男人。
二.女性主义不等于性别战争
首先平权，其次建立主体性，塑造属于女性真正的自我意志。其建立的目的并不在于压倒男人，而是在于让男女双方可以在平等、尊重的状态下相处。
当今社会，很多人把“女性主义”看成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交易和博弈。尤其那些最拥护父权制的女性群体，反而是那些女性的既得利益者。
现代女性主义者虽然认清了必须让自己实现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但却希望通过攀附于资本增值，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而实现阶级跃迁。这种对资本的崇拜态度必然不会让女性主义者选择批判资本。
一个女人在18-30岁身体发展的重要时期，受到了很多事物的纠缠，导致不能完全同时投身于事业当中，而且就算努力工作，周围的人也很少向尊重男人那样尊重她的努力，这极大的削弱了女人的自信。这使得资本更偏好能够在职场上贡献更多工作时常与精力的男性雇员，这种资本对男性的偏好，成为女性积累财富的障碍。
为了消灭这种障碍，现代女性原有两种选择，对抗资本or男性，由于翻身的希望仍寄托于资本上。这导致为了消除障碍，斗争的矛头必将指向男性，而成为性别对立。
巴特勒认为正是父权制构建的社会性别文化，造成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女性主义的斗争对象应是这种腐朽落寞的性别文化，而非男性。即反对性别的文化符号，反对性别对立。性别对立恰恰强化了男女不平等。
1.只要还沉溺在父权制的二元性别叙事中，就必然会导致性别对立。
2.父权制建构的二元性别叙事，就是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三. 女权社会现象的圈层性
女权主义在不同地区推进状况各不相同，人们所处的不同阶级、不同位置局限了思考。即人们所能看到的现象，并不是社会的整体状况。但却很容易把身边的现象，想当然的替换成社会的整体状况。
为了实现现代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网络上出现了大批脱离阶级差异，而选择以纯粹的生理性别缔造了女性利益集团。但这样的女性利益团体真的存在么？
罗沙·卢森堡曾说，不同阶级的生理女性，事实上拥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性别。
这里的女性利益团体中的“女性”值得质疑。也就是说，网络女权这些似乎受教育良好的现代女性主义者，同时也是有消费能力和有消费欲望的女性。而那些没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的女性呢，作为结构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她们就变得根本就不存在。被遗忘的弃民，同时也可能是阶级的，可能是地域的，可能是年龄的。
底层的女性同胞，在现实中和网络女性完全是不同的社会性别。也就是说，一旦将现实中女性的阶级差异考虑在内，中、底层女性之间的利益重叠甚至可能远少于底层女性和底层男性之间的利益重叠。
网络上女女互助旗帜的女性主义者，忽略了阶级社会下女性和女性根本就不能同类而语。所谓的女女互助就像是热战中的兵刃相见，统治者画大饼式的高呼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鼓动中、无产家庭青年冲锋陷阵，上场搏杀，然而统治者与民众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完全可能远高于战场上双方士兵间的矛盾。
而这些被挑起的性别矛盾，其真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转移部分阶级矛盾，稳定阶级社会结构。对于资本的妥协性，让现代女性主义者滑向性别的对立，而无法实现彻底的男女平等。
四.性别问题的本质性探讨
农耕文明的社会是一种完全由父权掌握主要权利与资源的分配的社会家长制度。其建立起来的社会规范、法律条文，乃至整个社会的通俗文化道德往往服从父权价值，变成了父权统治社会的工具。其不仅压迫女性，还压迫了不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
父权制看似主要由男性建构，是因为这种制度的社会结构中，只有上层、统治群体才有发声权，而他们都是男性。他们所构建的父权文化虽然仅仅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但在农耕文明下是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可的规范。
工业革命前，女性没有机会做到经济独立。而今天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结构与过去大不相同。女人必须要走出家门去工作，以获得独立的资本，开启有个人独立可能的生活。
当女性开始得到受教育的权利，接受教育，掌握知识，才知道身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当中，才可以选择不再作为批发式的无名的性工作者。无知，就是剥夺了所有反叛的可能性。
再稳定的婚姻也只会成为短暂的、美好的、现实困境的避难所，并不能作为维持长久的生活来源的汲取地。
现在仍有很多观念并非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变化。父权制文化因不再能代表先进的现代生产力，而开始变化。至于无法完全解体，是因为它早已被资本主义收编，成了资产阶的统治工具，即一体两面的父权—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