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南斯拉夫，你会想到什么？
在当下的语境里，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者说，当我们谈论南斯拉夫时，到底在谈论什么？根据现在已知的历史信息，在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它分为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黑、克罗地亚、黑山以及北马其顿这六个国家（即前南斯拉夫地区，后文统称为前南地区）。
2024年6月份，我在武汉的惊奇书店买了柏琳今年刚发行的签名版新书：《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
柏琳，作为原《新京报·书评周刊》资深记者，现为独立记者、青年写作者和巴尔干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人员，我跟随着她在书中的写作视域，看到了她于2018年到2020年初游走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塞尔维亚，与当地人发生“奇遇”和“记忆链接”。透过她自然纯朴的文风、丰富多彩的描写以及她出色的多语言沟通能力，呈现了她对这个不复存在国家的独特“觉察”视域，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个地区种族之间身份认同的看法和未来发展的见解，同时也引发了我对这本书和非虚构写作的思考。
在书的序里，柏琳引出了关于“边界”的思考题，以及她想去追溯的问题：“我们如何从单纯的‘占有知识’走向‘真正理解’？”；“如何打破信息和现实的边界，从而‘感受真实的时刻’？”；“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换言之，阻碍理解的边界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我们可以假装边界不存在吗？”；“如果没有边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吗？坚定而开放的新一代人，在哪里呢？”。
当代旅行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威廉斯（Carol T.Williams）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旅行者的故事、一个奥德赛”。长期以来，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仅是被当作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佐料，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西方学界开始重视旅行的人类学意义以及旅行写作在阐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观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而柏琳的这种旅行写作，是以对象为中心的写作，像美国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的《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讲述了90 年代东欧转型后各国的变化以及掺杂东欧的历史文化。在柏琳的《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中，除了叙述她的所见所闻，还要运用所学的巴尔干半岛历史去讲述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
可以说，柏琳是通过身体的“在地性”和心理的“地理想象”，穿越了南斯拉夫的土地属性的边界，同时也穿越了基于非虚构写作的“地理空间”边界。按照迈克·克朗（Mike Crang）的话来说：“我们将地理景观看作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而社会就是构建在这个价值观念之上的。从这个意义说，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旅行作为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书写，也超越了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
虽然边界被逐渐消解，但我们无法消解过去。在前南地区，曾被军队炮轰、霸占、分割、屠杀的土地，混杂了地缘政治、宗教信仰、种族语言、意识形态等等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我们认为和他们认为的，是同一片土地的含义吗？是相同的身份认同吗？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吗？是相同的历史记忆吗？还是说，是否有一座“桥”能重新连接其被隔断的边界？
一个悲伤的事实是，柏琳并没有深刻地理解到大多数当地人的真实想法，采用更多的则是共情手段，这其中也包括了大多数的我们。这个原因的根源在于，我们大多人是受到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合成体所认识到的南斯拉夫。像是她在序里写到的，是因为数点火星引燃了好奇的火把，促使她前往前南地区开启探索之旅。具体是哪些火星呢？比如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袭事件，作者与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对谈。在这其中，就包含了她对于“边界”的种种思考题。
柏琳在书中，对塞尔维亚有着更深的共情，同时也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像是她无法理解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对于融入欧盟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对斯拉夫人的身份是不认同的。在她看来，身份认同的执念成了南斯拉夫人民苦难的根源，这是一个悲剧，也为此感到吃惊。
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更何况我也没有去过前南地区，因此我无法在这里深入地探讨这种共情与偏见的对错。在这里，我更想探讨的是，作为非虚构写作当中的旅行写作，其中的一些写作边界意识。因为，我看到这种写作边界意识正在被挑战和被穿越：
第一，记者身份对非虚构创作的影响。像是柏琳在书中写道，会无意识地用到部分的新闻采访提问法。虽说他们比普通人更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看待事物更为客观和可靠，但在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的时候，会偏向于新闻的传播和反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受限下的追求自由，看似公正公平，却是大众期待看到的事实。
第二，受访者的言语对事件真实性的影响。受访者确实会说谎，但他们的这种谎言是在保护自我利益前提下的利己。事实上，有一定经验的采访者在采访时，会引导出受访者真实的想法。这有点像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从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中追溯真实心理状态，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基于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思考的转变？
第三，口述史写作是非虚构写作吗？它是一种非虚构写作，但不一定是非虚构文学。口述史写作的过程中，作者会加工引导后的对话，加入自己的对话和看法。要是里面有人物，有叙事，他的写作动机、写作视域和写作状态就将要被改变。但是我在柏琳的书中看到的，她对这种引导的对话表示很谨慎，有很强的自觉性。
第四，观察、调查和感受对写作视域的影响。这里的写作视域是宏大的，它把对象的意识赋予了环境对其变量的影响。像是旅行写作，我们行走在城市中，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是对这座城市的层次和判断。这些层次和判断，决定了我们对这座城市流动性和变化性的视域范围、城市动线以及文化价值的探讨。比如在这本书中，柏琳处理历史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保持着动态的平衡，以及时刻警醒和对自我的觉察。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对于柏琳的《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是喜爱的。我喜爱这种完全融入当地的写作，在旅途中表达和发现自我，觉察到人和事物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这也成为了她向内探寻的人生命题。还有以及柏琳对民族主义者的看法，这是当下语境的我们应该去警惕和觉察到的。我们面对这些种种的矛盾和冲突，写作者们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窥探”本源也正是一种“诱惑”，吸引、诱导我们前往边界，甚至是穿越边界。
是的，我们无法忽视边界的存在，也无法完全消灭它，而是一种理性的拥抱姿态（如“诱惑”的制造和接受）。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带着偏见、立场、价值观去写作，去旅行，去感受。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坚定而开放的人，可以有自己的价值预设，也允许别人的反驳以及与我们一起理性的探讨当下的历史话语权。正如柏琳所说的，这是“我的”南斯拉夫，而不是南斯拉夫。
当非虚构写作，挑战了原有的写作边界，并且跨越到了虚构写作的上面，那它又受到了新的写作边界。至于我们是如何解决它，可以尝试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写下名为“旅行的游记”，我们可以大方自豪地说，我写的就是非虚构文学。写作是我们唯一发声的武器，也是我们唯一理解边界存在的意义。
蔡玄铠
2024.7.1 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