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于一》中译本最后一篇文章《一个半房间》里，布罗茨基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描述自己父母的生存状态，“如同一条河流/我被我强壮的时代改道/他们换掉我的生命/变成一条不同的河谷/”（《北方哀歌》）。即便在这篇叙述风格直白、被公认为可读性最强的回忆录里，作者依然试图用冷静的口吻压抑个人情感，将被时代改道的巨大痛楚隐藏在不动声色的文字之下。
如果以整本书为尺度衡量，《一个半房间》和开篇的同题作品《小于一》所蕴含的情感浓度是罕见的，作者把自己的早年生活娓娓道来，并不吝于旗帜鲜明地表达好恶，譬如多次怀念起对父亲那件硬挺而英武的海军制服，并引申至自少年时代萌生的对俄罗斯海军军旗非理性的迷恋（“我们光荣的、无可匹比地美丽的圣安德鲁旗”），而在其他大部分时候，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关都作为人性的反面而被他提及并唾弃。
和颠沛流离的经历不匹配的是，布罗茨基尽可能压缩（而非裁剪）供其驱使的回忆性材料，往往用轻描淡写的评述将本可洋洋洒洒一吐为快的伤痛往事一笔带过，并不执着于撕开伤口指给读者看。提及母亲的死甚至只用了两句话，“玛西亚怎样”“玛西亚已不在了，你知道”。即便在这样的场合，父亲依然在电话中试图保持委婉，本应决堤的情感洪流仿佛撞上了一面坚硬的水坝，即便轰隆作响也只发生在深不可测的水底。
和本国的传统现实主义同行迥异，布罗茨基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却没有将大打伤痕牌作为在文坛安身立命的资本，尽管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他采用的是令施害者陷入尴尬境地的策略：通过大量的重复令恶变得荒谬，直到面目模糊，而这种消极抵抗追求的并非精神胜利或斯多葛式的自我完善，而是出于对加害者的鄙视与轻蔑，其程度之深令其根本不屑于进行简单的意识形态控诉。
《小于一》收录的18篇文章，频繁穿越于文学、历史、政治、宗教、哲学之间，跨度之大令人眩晕，主体部分是对于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奥登等作家的导读性评述，其中浓缩了作者的诗学及美学主张，对任何试图全面理解布罗茨基的读者而言，这都是一座座必须翻越的高峰。布罗茨基在此同时充当着叙述者和布道者的双重角色，其行文奇崛凌厉，论断式警句迭出，在拒绝价值相对主义的同时坚持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视诗歌这种“语言最高形式”为启示录式的超越性力量。
布罗茨基在文学批评上永不枯竭的激情，放在当时的欧美文坛上也属异类，但这些说教式的文字尽管逻辑严密，却也是自我趣味与偏见的映射，他在评论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时强调所谓的“加速度”，也是重申自己的诗学旨趣，而这两位作者正是其激赏的对象。
问题在于，对布罗茨基的理解很可能也只是一种幻象。在中文语境下，读懂他用非母语写成的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文章，每一次转译都是惊险的跳跃，其间必然会导致原作意蕴和韵律的丧失。现行的几个中译本也曾饱受质疑，对于绝大多数并不掌握俄语的读者而言，凭借这些并不牢靠的翻译去挑战作者知识密度极大的诗歌批评，是不可能圆满完成的任务，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化用他用英语写作致敬奥登的《取悦一个影子》——“想象一个影子”，而这个影子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作者本人，实在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是布罗茨基或某一位特定译者的问题，阅读任何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都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只是在布罗茨基这里难度尤其大，译者黄灿然也承认，即便是他这样的布罗茨基研究者，要在短时间内领会那些细密的文章也并非易事，遑论读者。他认为《小于一》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随笔集，这一结论显然有待商榷，不过有一点倒是没说错，即任何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收获很多东西，可将其作为参照系衡量别人写作的斤两。读完《小于一》，就不必对流行作家和精英作家的文章太过在意。
《小于一》文学批评部分内省式的哲思、散文部分诗化的语言、层层递进的文风，共同呈现出冷色调的挽歌气质，如果说它对读者有所吁请，那也是某种沉稳而不失矜持的吁请——读者必须全身心沉浸于此，习惯并适应其呼吸和节律，越是急于摆脱这股回旋上升的气流，越难以有所收获。这是一部需要不断进入不断理解的作品，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集子中较为特殊的是《逃离拜占庭》，长达46节的游记集中呈现了作者对于文明的宏大思考，因其跳跃性的思维和诗意的语言而显得支离破碎，各个小节之间的文风大不相同，有些形同独白、梦呓，有些又回归到了《一个半房间》中平实质朴的真情流露，甚至还颇为前瞻性地吐槽了那个年代的游客就已经开始的对拍照打卡的执念。
布罗茨基尖刻地评论道，当代亲斯拉夫者的土耳其禁卫军斗篷式的红旗结合星星和新月，而锤子正是十字架的现代改造版。他的故国如今已变成一个新的奥斯曼帝国，在对西方世界的威胁上几乎别无二致。在此，他将奥斯曼与俄罗斯进行类比，和叶芝在名篇《驶向拜占庭》中的立意截然相反，拜占庭被视为俄罗斯的天然地理猎手，它抹掉了元老院与多神教的记忆，转而拥抱东方的偶像崇拜与反个人主义。俄罗斯未能抵挡拜占庭的致命影响，第三罗马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威胁，正如昔日的奥斯曼帝国。
《逃离拜占庭》文如其题，抵达是为了告别与清算，而非拥抱或憧憬，所见之景皆是“亚细亚尘埃滚滚的灾难，只有先知的旗帜上才能见得到绿色”，所见之人只拥有“不值得羡慕的、三流的现在”，如此毒舌而略显傲慢的口吻，可在那些早年间来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笔下找到类似回响。心倾西方的布罗茨基在这篇文章里对拜占庭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挞伐，一度引来斯拉夫派的强烈不满。
“文明沿着子午线移动，游牧民族沿着纬度移动，这似乎是君士坦丁梦见的十字的又一个版本”，诸如此类的奇崛想象以不容置喙的口吻一浪接一浪扑来，以至于读者无暇分析逻辑漏洞。将游牧民族南北向的移动视为文明对立面的野蛮入侵，在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布罗茨基的雄辩建立在天才般的想象力与神谕式的声调上，但文学性的润色并不能掩盖其东方主义的凝视本质。放在当时东西对峙的历史背景下，其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无需多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逃离拜占庭》一无是处，它恰恰是布罗茨基作品复杂性的完美呈现，无论激赏还是批判，读者总能从中得到极大的教益——只要不被作者铿锵作响的布道震昏了脑袋。如果布罗茨基能活着目睹今时今日俄乌连绵不绝的战火，是否会发出类似“巴赫穆特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的喟叹？又或者，斯拉夫人自相残杀的一系列悲剧，早已是流淌在双头鹰血管里的命定，而那条凶猛的河流在东西方教会分离时开始，就已被毒素悄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