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未曾读过如此兼备学术性、叙事性与趣味性的著作了。
在高中的历史学习中，教材往往将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空档期，以“海禁”“闭关锁国”等简单的名词来笼统的概括王朝大方向大政策，更近一步阐述由此埋下了近代落后的种子。这种叙述方式无异是站在上帝视角削足适履，倒果为因。
倘仔细翻查典籍，倒总能发现中外沟通的痕迹。古罗马时就将“大秦”等同于中国，其延伸出来的语意“China”至今沿用；汉书载东汉永元九年，即西历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罗马，至波斯湾而还；初唐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记载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见得，西洋种种并非近代以来才井喷而出，而是步履缓缓的迈入中国的视线，及至明末战争时，传教士已在满汉对立中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回到本书，西洋传教士可作为一条值得重视的时间线窥视清初庙堂，无论是顺治临终遗诏罪己声讨汉化还是康熙即位擒拿鳌拜，似乎都可以见到传教士的身影，更近而影响君主的对外关系思考与西学意识。南怀仁作为康熙的老师，竟先于牛顿十年构想出蒸汽汽车，并构制出令19世纪西人都赞叹的16世纪军火，中国器物始终落后于西人一说不攻自破。受西人影响之深的康熙后至于为避开繁琐的宫廷礼仪而私下礼遇彼得大帝使团，更是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入华引发的闹剧形成强烈对比。
不得不再次慨叹马克思曾提出的历史偶然性的论调，如若后来雍正不偏佛而禁诸西洋教，蔽西洋人；乾隆于英国使团行康熙故事，抵近世之辱许有转机。司马光的“兴亡不在朋党，而在昏明”再次应验。
康熙六十年，即西历1721彼得大帝使团返回俄罗斯，为西方带去了对国家、君主、文化包容的绝好印象，此时距离那场震荡中西方的大战，还有一百二十年的光景。乾隆五十八年，即西历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被勒令返英，向西方带去了屈辱与愤恨。近代前夜的奏章，将逐渐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