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伍尔夫的印象之前完全来源于《时时刻刻》中妮可·基德曼戴着高高的假鼻子饰演的伍尔夫形象——总是紧锁眉头神经紧张，一手拿烟一手拿笔边自言自语边写下那句著名的“Mrs.Dalloway said she would but the flowers herself”，躺在地上与一只死去的小鸟忧郁而长久地对视，姐姐拒绝她出席自己在伦敦的晚宴，丈夫掌控着她生活的每分每秒，最后在口袋里装满石块走向乌斯河水深处一去不返……生活的大小一切似乎都在与这个充满创造力的灵魂时刻角力，连女仆都要向这位“不合格”的女主人甩脸色，而伟大又饱经风霜的灵魂终于不再能与世俗为伍。
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写：“一个人需要有五十双眼睛来观望。她想，要从四面八方来那个女人，五十双眼睛还不够”，在《奥兰多》中写：“她又试着呼唤另一个自我，因为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自我可以呼唤。一个人可以拥有上千个自我”，读过她的小说才会发现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甚至凭空臆想中的那个伍尔夫形象是多么片面，一个苍白脆弱有疯病的总是深陷于痛苦中的写着多数人看不懂的实验文体的天才作家，另人望而却步闻之丧胆，我们为什么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许是因为我们时常看到的这些素材展现出的与其说是一个天才，不如说是一种刻板印象中的天才奇观。
然而真正的伍尔夫究竟是什么样？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通过这本林德尔·戈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我们能够向真实走得更近一些，看到伍尔夫展现给世界的多个面向。
一、伍尔夫作为现实中的人
伍尔夫并不是苍白柔弱的，相反，她身材高大，并像她的父亲莱斯利一样热爱徒步远足，她喜欢沿着那些打破人为界限、自然形成的小路探索，喜欢独辟路径穿过荆豆丛，喜欢野外的多样与偶然，甚至两次冒着狂风暴雨走向荒野，“我似乎走向了激流的源头。这两次大雨就像席卷海面的雾霭，让所有明亮的形状和色彩都蒸发了。”通过这种消遣，伍尔夫无意间构想出一种小说的结构原则，并在之后的写作中将其付诸实践，那就是忽略出生、婚姻、死亡等传统观念中的标志性节点，而去寻找真正塑造了生命的不经意的顿悟的瞬间。
在由作家、画家、艺术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们组成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伍尔夫善于交际，具有旺盛的表达欲，有人将她的社交技巧比作“一流网球手的球技”，能接住最难以预料或难度最高的球。
在与亲人好友的信件中，伍尔夫表演欲旺盛，热衷于某种“角色扮演”，她会为自己和对方分别创造一个角色，由她的角色对着她给通信者们塑造的角色说话，并使用充满奇思妙想、饱含夸张与讽刺的语言。比如在姐姐凡妮莎面前，她是小山羊或猿猴；在丈夫伦纳德面前，他们互相称呼为“山魈”和“狐獴”；在追求者薇塔面前则扮演一个表达着狂风骤雨般情感的如痴如醉的情人。我们既可以认为这是伍尔夫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肆意释放，也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极其敏感的作家为自己设置的层层保护外壳，一种随性却不亲密的坦率。
伍尔夫与丈夫的关系也不像大部分人想象中那样只是冰冷的合作伙伴，一个是性冷淡（事实上性冷淡是一个极具男权色彩的词汇，它仅以一位女性是否能激起或满足男性性欲望为标准来评判她的价值），一个是控制狂。实际上，伦纳德尽力满足伍尔夫的所有需要，他们在彼此身上可以找到一种“神圣的满足感”，伍尔夫甚至宣布，“没有哪一对结婚这么久的夫妻能达到并保持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伦纳德就是她生命的隐秘核心，是她活力的源泉”，伦纳德非常支持伍尔夫与薇塔的交往，伍尔夫也绝不会为了其它的感情而放弃她和伦纳德的婚姻。当然两人也分别感受到过背叛，对于伦纳德来说，是看到伍尔夫与薇塔之间过于热烈亲密的信件，对于伍尔夫来说，一次是伦纳德在自己的小说里中伤了她，另一次是两人对于一战的态度背道而驰，这导致了伍尔夫两次严重的发病，第二次或许也是伍尔夫真正感受到背叛的时刻，也是导致她最终选择自溺的原因之一。然而另人心碎的是，伍尔夫在绝笔信中讲述的都是她与伦纳德在一起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二、伍尔夫作为传家作家、小说家、文体家和文学批评家
林德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深刻挖掘了伍尔夫作为传记作家的一面，伍尔夫不仅有戏仿传记体的作品《奥兰多》《弗勒希》，事实上她的每一部小说都可以看作一次在传记写作领域的探索，记忆是伍尔夫生命与写作的根基，北康沃尔海岸、与父母姐姐兄弟的关系、火山爆发般的疯疾、不同寻找的婚姻、对同性情感的渴求，都是塑造了伍尔夫小说作品的隐秘事件，每经历一次死亡，她对过去的感受就愈发强烈，这些事件是通向伍尔夫创作内核的隐秘通道，而伍尔夫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为过去的记忆作传，都是对已逝之人的回应。亡故之人是可塑的，活着的人是模糊的，传记作家在观察、塑造写作对象的同时也被她的作品和人物反向塑造，伍尔夫具有迅速看透别人的天赋，这同时也是一种属于不可知论者的徒劳感。
不仅伍尔夫的小说，甚至林德尔这本关于伍尔夫的传记，都是伍尔夫“新传记”理论的实践样本，它们消解宏大叙事，致力于从流动松散的生活素材中挖掘出“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那些隐藏在平淡日常中真正塑造了人物的普通事件，让书写生命的历程更富有想象力也更连贯。于是我们也可以抓住在茫茫海面上偶然露出的闪光鱼鳍，潜入暗流汹涌的意识深海，那是每个生命与白昼面孔相对的阴翳与沉默，一个楔形的黑暗内核。《达洛卫夫人》里，伍尔夫通过克拉莉莎适应社会规范，又通过史密斯分析自己的精神疾病并审视社会对这些病人的摧残；《到灯塔去》里，伍尔夫把自我分解为来源于父亲和母亲的不同组成部分，莉莉的创作又是对伍尔夫写作的自指；《海浪》里将死亡认作一次人生体验，我们看到老年的传记作家伯纳德跃马横枪向死亡那个敌人冲去，仿佛重返青春，也看到罗达投海俨然是一次对伍尔夫自溺的预演，自杀，成为了跨越时间阻隔拥抱过去的方式。
伍尔夫在文体方面的创造力也是非凡的，在林德尔的传记中，伍尔夫的探索永无止境，感知的触角无处不在，知识的海洋、文学经典、生活与生命的种种体验、心灵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秘异域，她从每个独特的个体中提炼出的是抽象化的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每一个人，就像《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里写的，“布朗夫人是永恒的，布朗夫人就是人性”，与此对应，伍尔夫最伟大的几部小说结构都有清晰的、图式化的、与内容高度契合的设计，《达洛维夫人》一天中十二小时内时间、空间、意识的三重流动；《到灯塔去》三个部分既是音乐中“曲式学”的三部形式，又与黑暗大海上灯塔之光的节奏吻合；《海浪》即像诗歌，又像舞台剧，用九个章节太阳的升落、海浪的节拍隐喻人一生从生到死的过程，还有人物情绪、意识与思想的流动起伏，她探索的是在大自然永恒背景下的人性本质。
作为文学批评家，伍尔夫虽然大胆却不独断，不像很多男性作家与批评家那样爱说教，拒绝权威性研究带来的让人噤声的效果，她选择简短、有启发性的写作形式，希望把普通读者从麻木谦卑、遵从权威的被动状态中拯救出来，引导读者建立独立思维。她打破作者与公众之间的壁垒，认为读者就像一位旅伴，但她也不会放下自己的武器，读者与作者之间是一种合作与角力的关系。林德尔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可称得上是伍尔夫最难读的小说《海浪》的方法：改变阅读习惯，调整阅读速度，放弃习惯了结论性语句的线性逻辑，服从于海浪般的韵律，适应那个意识的节奏，倾听不断重复的语言，并且要运用想象力主动填充那些只说了一半的内容，伍尔夫拒绝意义明确的语句，因为结论性太强的东西会歪曲事实，读者必须像伍尔夫一样，学会与“鱼鳍”共处，与若隐若现或几乎不可见的东西共处。
三、伍尔夫的历史观，伍尔夫的“女性主义”
伍尔夫在《到灯塔去》第二章“岁月流逝”中用不到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了飞逝而过的十年，这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书中几位主要人物也相继离世，这些普遍观念中的重要事件仅仅出现在小说的括号里，这对应着伍尔夫“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理念，同时践行着她设想的一种“反历史”（counter-history）的历史观。
伍尔夫认为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身体上的勇气、荣誉对她而言是一种欺骗性的价值观念，它们纵容了愚蠢的暴行，她更欣赏心智上的勇气，反对历史的军事化倾向。因此伍尔夫的“反战”表现地更为彻底，她认为不论是好战主义，还是举着和平主义旗号对好战主义的反攻，其根本原因都指向所有战争的共性：爱国主义纵容的不当情感。因此伍尔夫将战争看作一段空白时期，一段人类创造性能量的休眠期，她要忽略它，进而重写它，让涅没在国王和武士壮举中的无名大众的行动成为历史的中心。因此在“岁月流逝”中，时间取代人类成为主角，大自然的行为遮蔽了人类的活动，这一章出现的人物只有麦克奈布太太和贝茨太太，她们“缓慢而吃力地使用扫帚和水桶，扫抹冲刷，把腐朽和霉烂的过程抑制住了”，她们从时间的深渊中打捞起脸盆、抢救出碗橱、捡起小说和茶具、征服了水龙头和洗澡间、清理了书籍上的白斑和霉菌……林德尔认为这两位年老的女性、普通人、局外人，被伍尔夫塑造为顽强不屈的生命、宣告和平的救世主、针对培养仇恨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一剂解药。
伍尔夫的“反历史”观也指向她的“女性主义”，这两者互为补充，林德尔这本传记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引发公众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的再度探讨。伍尔夫反对性别本质主义，反对父权话语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也反对激进的女权主义，认为崇尚权力的女性不过是男权社会的复制品，她们遵循的依然是父权文化的内在逻辑。伍尔夫坚持认为所有女性都是潜在的“局外人”，做一个“局外人”，意味着必须漠视男人的雄辩、自大，尤其是好战，要“把自己从男性和女性的虚假义务中解放出来，而去发现女性全新的社会职能：去抵制战争，并且，按理想的情况，在遥远的未来禁止战争。”如果女性自己能从被男人潜意识中的希特勒主义所奴役的境地中解脱，女性将能把男性从父权的暴政下解放。
林德尔认为伍尔夫的写作始终从女性视角出发，然而，“它比二十世纪末以‘解放’为旗帜的女性主义更微妙也更复杂，因为后者把弗吉尼亚·伍尔夫局限在一种简单的、以女性的愤怒对抗男性权力的意识形态中。……在她的写作人生中占据主流的，是一种更具建设性也更有远见的女性主义：对权力本身的拒绝，探索比‘雌雄同体’更深层的天性的需要。”伍尔夫不停地质询“女人是什么”，然而她没有答案，我们也没有，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女性的声音与历史被长久地遮蔽、异化，女性仍在形成中，像一个无法浮出水面的深海动物，穿过强劲水流，航行在未知的旅程中，探索黑暗领域中属于自己的天性。
“我拥有女性的情感，却只有男性的语言”，该如何在语言体系本身已经是父亲体系产物的文化中直指女性真实的天性、建立女性传统？林德尔认为伍尔夫采用的方法是将沉默注入叙事，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是未说出口的话，是生活的阴翳暗面，是某种真实。伍尔夫听到那些沉默背后的呐喊，并通过沉默让表达媒介“语言”失去作用。她创作了无数普通的女性——克拉丽莎、雷西娅、拉姆齐夫人、莉丽、苏珊、珍妮、罗达等，无数“局外人”（当然也包括像赛普蒂默斯这样患上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的退役老兵），用女性的家居日常消解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就像拉姆齐先生朗诵英雄史诗时，拉姆齐夫人坐在窗边沉默地编织那双棕色袜子。
林德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并不是像昆汀·贝尔那样按照编年体细细梳理传主的一生（或许可以与贝尔那本同名传记对照阅读），也没有做到包罗万象般的事无巨细与详实细致，它少了对隐私八卦的探秘窥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类型传记的反对与解构，但她将一切落点都放在伍尔夫的作品上，去追索伍尔夫作品中每个意象每个细节幽微的源头，同时旁征博引同时代与前辈小说家们的作品对比分析，所以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作者论角度的伍尔夫文学批评来读。
伍尔夫在《到灯塔去》的第二部第3节写道，“在一个阴暗的早晨，拉姆齐先生沿着走廊蹒跚而行，他向前伸出了胳膊，但拉姆齐夫人已于前晚突然逝世，他虽然伸出了双臂，却无人投入他的怀抱。”在这本传记里，林德尔同样写到一个细节：伍尔夫的母亲去世那天，她的父亲“步履蹒跚地离开朱莉娅的病床时，十三岁的弗吉尼亚伸出手臂，但他不耐烦地与她擦身而过。这一幕永远地留在她的记忆里”，看到这里，我的思绪被拉回《到灯塔去》，那张开的双臂与无人投入的怀抱，原来源头在这儿，一瞬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