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越往后读，我越是反复回忆起自己上大学时支起的那个纸摊。由于学校食堂从不提供纸巾，超市又很远，我准备支起一个无人收银的摊位。每包纸盈利1毛，全部捐给公益项目。我发觉，这个纸摊或许就是我的碑图。
2017年，我加入了学校一个新成立的公益社团。除了到农民工子弟小学参与教学活动，帮助视障朋友去“听”电影以外，我还本着打着公益旗号做点事的目的，怀揣50元资金，信心满满地启动了这个支摊计划。
于人有利、于己无害，我为自己的绝妙点子洋洋自得。但从后勤部门走出来后，我蔫头耷脑、愤懑不已。“我怎么这么有规矩意识？”、“早知如此，先支上不报告就好了。”“领导们谁会去学生食堂？”
当时我还不懂，一句报告之后，这个责任就悄悄地发生了转移。出了事，学生当然承担不了责任。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别给出事的机会。
和杨老师不同，我没犯成“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
后来我又去了后勤部门几次，每一次都强行鼓足勇气。学生对老师，就像是刚入职的年轻人对领导一样莫名惧怕。我提前打好腹稿，试图摆出个一二三四来。
一开始，后勤主任还能和颜悦色地听我讲到第三、四点。比如，学生食堂不像教师食堂那样有汤可以喝，“我们需要纸巾、也需要矿泉水。”我坚持。他回应我说，那样存在安全问题。回来后，我细想觉得说的也对，主要是矿泉水也挺沉，搬点纸巾还更轻松。于是我妥协之后又去找他。但后来，他就只告诉我说“不行”了。具体有没有说理由我都已经忘记了。
杨老师讲：“做事的热情，是我唯一的一技之长”。我深知，我的一技之长并没有杨老师那么长。
好在，在热情消失殆尽前，我又去尝试了一次。这一次他说：你是系里的学生，你要做什么肯定要系里同意才行，你先去找他们吧。于是，我在校园就预习到了工作后才会懂得的新知识，“背书”。
今天再去回忆这件事，我很理解他。
系书记只听我讲了五分钟。点点头，说我去找他们。下午，我被告知“去弄吧”。就这样，这个纸摊一直支到了今天，我也已经毕业了5年。我永远感谢他。
这5年，我之前所在公益社团的同学们，和我当时一样，吃饭时会顺便看看筐里是不是快要见底，盈利攒够一两千就从腾讯公益渠道捐给公益项目，定期张榜公示。2022年的时候问了下，从成立到那时一共捐了7000多块。也不知何时才能破万。
这5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大多进入到体制内工作。受限于专业，我的学校中的大部分人，如果毕业有机会，都会选择这条出路。有的在机关，从事些看似宏大，但实际琐碎、机械、又不可或缺的工作，比如我。上班时，会不自觉地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一颗螺丝钉的价值和意义。有的在基层，做具体而微，但贴近市井民生的“小”事。只是不免要小心翼翼、循规蹈矩。他们既被上级（领导）评价，也被上级（部门）的KPI规训，不免会发生异化。
5年时光，“花与蚜虫”、“芬芳与咬噬”，可以说我们都闻到了、见到了。然后对周遭的一切渐渐顿感。
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我只读了十分之一便停下了。思绪复杂、脸红心跳。实话讲，在杨老师“闯入者”的视角下，我感到被冒犯：
她不知道和领导坐车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知道。
她不知道职务职级怎么一一对应，我知道。
我是不是不该知道？当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后，我开始了前面的回忆，想起了当年支起那个摊子时候的小小的、蒙昧的“初心”。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因为这世上并非人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架。为什么用热情建造一座图书馆就能够被评为“公共选书人”？因为“公共”二字，贵在一颗公心。
读完这本书，我打开了淘宝，开始在购物车里重复点选。一顿一顿地，点了十几本，准备送人。
点击时我在默默计算，有几册应该给朋友。他们热忱、求知、还未变得世故，一定会喜欢这份礼物，并有所触动。后来事实也是如此。
还有十几本，想送给那些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社团学弟学妹们。尽管送书这件事，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油腻”。但最后还是坚持做了。
我很感谢他们，接受了我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些书其实都是送给我自己的。
希望有机会，我也能找到自己的“主体性”。
2024.3.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