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两份译文展开的冒险
（一）
与纳博科夫一样，布罗茨基对于那场“伟大的革命”同样摆出了全盘否定的姿态，这丝毫不让人觉着意外；但略为意外的是，布罗茨基在使用英语的天赋上，要比这位同胞逊色许多。而这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曾经见识过纳博科夫非凡的天赋。
如果说对于英语的运用，纳博科夫已经达致出神入化的境界，那么布罗茨基则一直以初学者的姿态踏进这门新语言的殿堂，像任何刚开始一门外语的新人，使尽全力对各种语言织体进行尝试，以期变幻出花样。
虽然颇为可惜的是，我们手头上没有两位外来者的英文原著可以比对，但冒险的意义就在于总有人冒险去做。我不吝谦逊地想要仅仅借助译本就来比对下作者用语风格，实在是一项过于冒险的举动。我只能“义不容辞”。
（二）
大众对于布罗茨基的认知——至少从汉语语境下展开——建立在他的散文成就，而不是诗歌。虽然作为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成就主要在于诗歌。在此，我们不必过多细究为何布罗茨基的诗歌汉译之稀少，而他的散文集却在这两年年年出版。也许确如我们的诗人自己所言，与他的俄语诗作相比，他的英语诗作是不足挂齿的。是否因此导致众多英语译者信以为真，从而“闻风”而却步，不得而知。至于俄语译者，大概是看不见市场，也便无心移译。
让我们先来看看手头上的这两本散文集：《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译者分别由诗人黄灿然和翻译家刘文飞。借助这两本书，我们将开始真正的冒险，至于它们能将我们带去哪里？看来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计范围。
《小于一》出版于2014年9月，并在年末迅速成为多家读书机构的十佳书目之一，再加上一些“精英”读者的赞誉与推荐，截止次年4月，这本起初并不被看好（对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首印只有区区4000册，可想而知）的散文集已经重印8次，销量将近7万册，而到我写作的此刻（12月）恐怕远不止这个数目了。对于这本严肃至极散文集（内容主要是文论），这一销量实在惊人，这让我们想起几年前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销量破10万的轰动事件，也是出版商始料不及的。鉴于《小于一》的成功，布罗茨基的另一本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也在今年应市出版，不出意外地，同样获得热烈好评。
（三）
与《悲伤与理智》中的多数文字相比，《小于一》的不寻常在于它那繁复的句式，佶屈聱牙的隐晦表达，以及信息之丰富。这一方面出自所写题材的内在要求。《小于一》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数是布罗茨基对心目中最伟大诗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奥登等，还有“乱入”的小说家人普拉东诺夫）的风格评析，这就要求这些文章是严肃的、正式的，以示对他们的敬意；还有一些圣彼得堡往昔生活的回忆，这些回忆是用克制的语调写出。而《悲伤与理智》中所收录的数十篇文章中却是由发表于报刊杂志的文章集录而成，多是回忆、演说、游记、悼文，当然涉及也涉及诗学论文，但它们往往都以较为亲切地方式展开。
《小于一》的销量并没有透露它的接受度，仍有太多读者在读完本书后对于自己的阅读量产生怀疑，有些甚至根本没有读完。这份怀疑是确然的，如果没有些许对西方文学的涉猎——至少是那些被提及的诗人们的代表作品——这些分析文字是难以接近的。
另一方面乃是由于布罗茨基的写作方式：既不完全建立在外部研究之上，也不是基于文本细读的内部研究，往往是两者的结合，并根据自己过于抽象的诗学观念（如时间、语言）来展开，这也难怪普通读者会遭遇到阅读困难。但如果因此，便将责任悉数推卸给译者（情况历来如此），而逃避对阅读能力的自我反思，实则是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在我看来，读者的直觉（《小于一》的“难读”和《悲伤与理智》的“好读”）恰恰反映出翻译家对译文的不同对待。这也是我们立即要展开的冒险：从译笔来见识作者与译者们的“真实”面目。
（四）
请先让我摘引一小段黄的译文：
“把诗与散文分开的传统，可追溯至散文开始之时，因为只有在散文中才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区别。自此之后，诗与散文便被习惯性地视为文学中两个不同的区域——或者更确切些，不同领域——各自完全独立。至少可以说，‘散文诗’、‘有节奏的散文’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表明某种衍生性的思维，是文学作为一种现象的两极分化观念而不是整合观念。奇怪的是，这样一种对事物的看法，绝不是由批评从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尤其是，这个看法是文人们自己对文学采取的集体态度的结果。”
以上文字出自《小于一》中《诗人与散文》的首段。我想先分下它的结构，那是一些连词“……因为……自此之后……或者更确切些……至少可以说……奇怪的是……尤其是……”，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可以从中还原出作者使用的原词是哪些（也许是because/as、then、furthermore、strangely……），黄译保留了这些句式结构，使得译文读起来有“生硬”之感，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更恰当的形容词——“顿挫”。我们会感觉在读这些句子的时候，与读原文一样感觉到句子内部的停顿、换气。同样，我们也可以见出我们的诗人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是多么“用力”——就像刚刚上学的孩子，当完成老师布置的造句作业的时候，恨不得将所学到的所有从句形式、词汇等悉数用上——将句子膨胀起来，以容纳更丰富的内容。
我们知道，布罗茨基是在定居美国5年后才开始英语写作的，而在之前，面对他的精神偶像奥登，他甚至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在《取悦一个影子》中，布罗茨基为我们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1977年，他“开始用英语写作（随笔、翻译，偶尔也写诗），为得是接近他心目中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这篇文章便是献给这位精神偶像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害羞的诗人回忆与奥登共处的3周里，听到的“更多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我的”，因为“我自知我唯一不会出错的英语句子是‘奥登先生，你觉得……’接着是某个诗人的名字。”看来这就不只是见到偶像所展露的害羞之情，布罗茨基遭遇的是对一门外语的陌生感。那时，他已经29岁了。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诗人在刚到美国的5年时间里一直在勤奋地学习英语，并以他的同胞（纳博科夫）为榜样，希望将英语也变为一种应手得心的写作工具。当他说“开始用英语写作”，也许不是自谦之词，而是内心的真实反映， 5年英语写作之后，他还拿不出他心目中的像样作品，这个词“像样”是基于那些前辈们来说的。
如果这属实的话，那么黄的译文如实地印证了我们的推测。黄用“直译”很好地保留了布罗茨基在遣词造句上留下的痕迹，展现出一个外来者在跨进另一门语言殿堂时用力站稳脚跟的同时，还企望像前辈们一样摆出高雅姿态的意图，结果是读者确实看见了这些高雅姿态，但我们得说是“过于用力”了。布罗茨基本质上仍然是一位诗人，一位坚信语言历史长过时间的诗人，相信散文的语言也应当像作诗一样被精密地安置在句子发条上。他对他的散文读者提出的要求与他的诗歌读者一样：请像读诗一样（一字一句）去读他们吧。而我确实是这样做的，尽力去感觉句子转折的独特方式，揣摩背后的意义，从而触摸到一个声音的真实颗粒感。这便是通过阅读需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它不是速食品。
（五）
相反，在《悲伤与理智》译文中，布罗茨基的声调已经开始模糊。如果不是因为布罗茨基在创作这些较为公共的散文作品之时，内心响起一个略为不同的声音，那么，那把变身器只能是译者的笔。在此，同样可以举一个例子：
“对于一个享受孤独的人来说，对于一个终生视其孤独的存在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在这种偏好中走得过远的人来说——其中包括远离祖国，因为做一个民主制度中彻底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精英分子——突然出现在这个讲坛上，这让他感到很是窘迫，犹如一场考验。”
这是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的开场白，演讲稿的题目是《表情独特的脸庞》。之所以摘出这一段来与上文的选段比较，是基于布罗茨基也许是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将其写下的。那么，我们又可以从中看出什么？它的句式结构“对于……来说，对于……来说，对于……来说——（插入句）——（主句）”，但这个主句好像少了主语，三个“对于”是无法做主语的，他们只能归入从句。同时，它所使用的词“享受”、“高于”、“走得过远”“失败者”“殉道者”“精英分子”“窘迫”“考验”，我们得说都太过口语，语义上太过模糊了（而这恰是现在我们打开所谓“好译本”的正确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在瑞典文学院这样一个严肃场合会出现这么多简单词汇，即便它是一篇演讲稿。虽然读者可以从这些词里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我们总感觉有一块硬物还没等咀嚼完毕便已吞下的感觉。我们感觉到模糊、而不是精准，感觉到松散、而不是紧绷。而这恰恰就是现今汉语言的困境。
我不想通过借鉴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或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展示的政治灾难后语言的贫瘠现状来引申出现今汉语的政治根源，因为倘若如此，必然揭示出将我们四面包围的官话对汉语的破坏作用；同时，这也是我力所难及的。我想指出的无非是，这种灾难进入翻译之后，已经产生的传播效应，尤其是在外国文学的翻译领域。而这些文学翻译对一位创作者的借鉴是举足轻重的。
可怕的是，读者已经在为这些译文叫好。因为在他们看来，看得懂是首要的。我们应当警醒的是，泛滥的网络文学（想想地铁上、公车上那些闪亮的屏幕）和无所不在的官腔已经将语言的纯粹性逼入了绝境，如果翻译家都不能幸免，那么大多数读者只能吃着这些毒素中毒而亡。这不是杞人忧天，这已经在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