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律格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如今被当作真理且广泛接受的“知识”是如何生成的，即“知识”跨国界的流动、交换、接受、挪用与解释。在柯律格眼中，“全球”这一空间性的指涉恰好对应标题中的“chamber”，“echo”则象征“思想”在跨国的、多语言的旅行与互动中不断激发的回响，这种回响似余音绕梁，而经由怀揣不同意图的不同个体的相遇——或者说是“因缘际会”（conjunctures），经由他们的解释与再解释，某些思想被逐步建构为包含特定意义的“概念”，并最终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知识”。
很大程度上，《回音室》可以视作柯律格对其著作《谁在看中国画》的发展与延伸。在《谁在看中国画》中，柯律格指出“中国绘画”并非是一种本质的概念，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由本土和外来文明共同塑造而成的。在本书中，柯律格继续在全球背景下对“中国艺术”的定义进行讨论，考察20世纪初复杂的思想流通机制。他以“气韵生动”一词的翻译、流传与解释为线索，思考其如何在20世纪初期全球知识社群的传播和互动中被理解及建构为中国绘画理论的核心要素，并进一步影响了中国艺术史的现代书写。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本艺术史著作，不如说它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柯律格如侦探般抽丝剥茧，提出大胆推论，并佐以细节上的细致考证，由此亦可见其联想能力、逻辑能力之强大，史料运用之娴熟。
柯律格试图解构传统史学的写作模式，即“那些过于工整、过于结构化、过于封闭的历史”阐释框架，并提醒我们警惕以下三种叙事：
其一是东西二元论，尤其是过往研究中对“东西方对话”这一概念的简单运用。当我们谈论“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时，我们实际上已经预先假定了两种不同的实体，也假定了一条清晰边界线的存在。但实际上，二者间看似清晰的边界具有渗透性，它是模糊的、动态的、不断被重塑的。柯律格提醒我们，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二元概念实际上是同时被建构的，在相互区分的过程中，它们才逐步实现了对自身的定义。此外，书中所提及的人物几乎都拥有复杂而多元的经历，他们进行着跨越地域的文化实践，且往往共享着某种相似（乃至相同）的知识背景，因此，仅仅依照国籍或地理边界来做区分是非常轻率的，过于简单的二元论可能存在遮蔽历史之多样性的危险。
除了东方与西方，书中还出现了另一组对子：传统与现代。正如布鲁诺·拉图尔所言：“没有什么天生就是传统的，它必须要经历不断革新才能成为传统的……我们总是在主动地筛选属于不同时间的要素。我们可以继续筛选。是分类造就了时间，而不是时间造就了分类。”“传统”和“现代”，甚至“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边界都是模糊不定的，而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背后，则往往隐藏着“进行分类”这一行为主体的深层意图。例如，柯律格指出“六法”在西方象征着“对既现代又中国的艺术这一可能性的拒绝：因为在典型的东方主义策略中，最为中国的也是最为古老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西方人眼中的“现代中国艺术”是排除了西方技法的、使用中国传统技法的艺术，因为只有这种艺术才满足了西方的异国趣味，而这也影响了西方对“六法”的选择与解释。反之，当时的中国则主要从民族主义的角度选择了“六法”，并将其用于对中国艺术传统的辩护。
其二是单向的传播与影响。历史研究注重对“影响”的考察，并由此构建连贯的叙事，例如艺术史中某前辈之于某后辈的影响，或某文化之于另一文化的影响等等。但这种考察往往是简单化、概括化的，容易忽略接受方的能动性。正如巴克桑德尔所言，“影响”一词包含一种“语法上的偏见”（grammatical prejudice），它颠倒了历史行为者经历事件的次序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影响”是主体性的选择过程，不同时期、地区的人总是带着自身的文化印记来接受他国文化。因此，需要思考的是，在一种文化受到另一种文化“影响”的背后，其历经的“选择”、“排除”与“改造”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三是线性的历史叙事。对线性历史观的批判在当下已显得不再新奇，而柯律格则不断提醒我们注意那些看似独立的、偶然的事件背后的细微关联。在本书中，他聚焦于共时性，寻找在不同地域几乎同时发生的文化事件，而这些事件往往体现出某种超越国度的相似性。在他看来，只局限于对单一区域的考察可能会遮蔽某一现象本质上的跨国性质。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关注发生于某个特定地点（区域/国度）的历史，还需要“研究历史如何让这些地点以及其他地点同时占据一席之地”。
暂且抛开历史研究，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作为读者，我们不断汲取碎片化的知识，却也时常忽略零散知识间的关联性。例如，我们可能沉迷于英国文学，对布卢姆茨伯里派和伍尔夫有过或多或少的了解，又或者我们是鲁迅的忠实拥护者，将他视为一个时代的良心，但我们却很难意识到远隔重洋的伍尔夫和鲁迅其实只相差一岁，是不折不扣的同代人，而诸如谷崎润一郎、艾略特等人也同属于这个年代，他们浸润于同样的智性氛围中。更进一步，若借用乔治·阿甘本对“同时代人”（Contemporary）的阐释，则可以将这种“相似性”的范围扩展至更大的时空：那些“存在却不属于”某个时代的人，那些不合时宜的人，那些凝视着黑暗、感受时代痛苦的人，那些永远鲜活的“当代”生命——这类人早已超越历史和线性时间的维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并非某种特定的时代环境，而是相似的灵魂。
诚然，正是基于大量数字化的文本检索，像《回音室》这样的研究才得以成为可能。然而，当愈来愈多的文本（或者说图像化的文本）一齐涌入大脑，冲击着现代人疲惫不堪的浮躁心灵时，如何对繁杂的信息进行过滤与选择？如何把握问题的核心与阐释的主线？如何保持清晰的自我意识？这些问题也成为一再困扰我们的梦魇。而柯律格的种种努力正是对此类问题的一次精彩回应，其本身亦将引发更多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