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稿曾被多家大学出版社以没有市场味为由打回，于是孙立天在「发愤图强」三个月后改出了一部超级好看的书稿哈哈哈。（我愈发认为这样的讲故事的能力与史学本身同样都是一门需要磨练的手艺，甚至更需天赋，佩服佩服）。
而对于那一系列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及这背后被晚近各路史家及知识人一再论说，处处皆有发现的「重大的」中西文明冲突蕴含，作者的观念十分明确，亦从此著最为着力阐发之事理，得出了令越是有对此段历史越是略有所知，就会越大跌眼镜的截然相反的结论：
康熙是被北京耶稣会神父「有意塑造成为了文化捍卫者的形象」；
中国礼仪之争准确来说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康熙的红票真正要求的核心不是改变（耶稣会的传统），而是拒绝改变，是要保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原有方式」。
而正确理解那些传教士和禁教事件始末的唯一途径，是了解满清政治的运作机制，是理解外部的廷臣和内部的包衣奴才，是外廷（群臣与理藩院）和皇权（内务府）之别，甚至是了解康熙与雍正纯然的个体性情与爱好之别。
就像他十分推重的陈寅恪所言「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样，「历史是一个素材库，无论什么理论，在其中总能找到所需的材料」，然而那段文化冲突的历史，实际上从来没有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