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一本巴尔干的书？”约瓦娜问我。我回答道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记录下自己走过的路和途中邂逅的人——这就像书写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把他们写下来，我才能与它们建立起持久的联系。无论将来相隔多远，它们都会永远在我心里。”
拉塔科斯基先生对我说“你或许不知道，在土耳其语中，‘bal’这个词代表‘蜜’，‘kan’这个词代表‘血’。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共同构成‘血与蜜’的寓意。可以说，这个词汇组合精辟地揭示了巴尔干地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以上两段对话来自本书的末尾两章，彼时作者已经行进至北马其顿共和国，将要抵达这次旅途的终点希腊。作为一名旅行作家，除了要构思自己经历之外的平行宇宙所发生的故事，还要尽力理解或是诠释这一切的前因后果。行走即是使命，记载也是宿命。当你无法领会此地往事的深奥幽微之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赶快记录下来，让它们留存于这世间，使后人无法忘却。
身体力行绝对算作旅行作家这个职业的亮点之一。当普通作家沉溺于家长里短，科幻作家虚构着太阳系以外的爱恨情仇的时候，旅行作家早已背起行囊上路了。这世界上多的是尔虞我诈的背叛，但经历永远忠诚于自己的主人。刘子超就是这样一位旅行作家，他的所见所闻由自己的双腿见证，途中所写的文字静待有缘之人破解。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书大致算作是《午夜降临前抵达》的续篇。理由是当初那次旅行的最后一站——巴尔干半岛的门户城市的里雅斯特就是十年后本次游历的起点。这在冥冥之中似乎暗示了这世界是一个圆环，无论何时，你扔出的回旋镖终有一天会飞回眼前，带着熟悉的气味给你当头一棒。不过这或许就是旅行作家们所期盼的场景，风和日丽时节的出游只是无意义的观光，行走在破碎大地之上，细细品尝“血与蜜”的味道，俯身抓起一把泥土，仿佛听到风中传来的呻吟。
人永远无法摆脱自身的经历，国家亦是如此。巴尔干半岛对留存在这里的每个独立政权来说结果都是分裂，但这其中也偶尔有着细微差别。对某些国家来说“蜜”多于“血”，另一些则“血”大过“蜜”。原因千头万绪，根本无法聚拢一处。面对书中所有的采访对方，大家也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同一问题的表述当中，很多时候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种常见的谈话结果并非来源于信息闭塞，更多时候会归结为仇恨使然。在序幕一章作者解释说巴尔干半岛上大多数流行的政治理念形成都不会超过200年。在此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份认同不是“民族”而是“宗教信仰”。基督徒与穆斯林天然混居一处，他们之间存在冲突，但大体上可以维持和平相处。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的概念流传到了斯拉夫人这里，加上这里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层层叠叠的矛盾积累，人们某天醒来突然发现，昨日还温文尔雅的邻居向自己举起了屠刀。
宗教仇恨之外，更多杀戮来自于这里独特的历史环境。今日作者游历的这些国家地区，曾经全都从属于一个完整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由一位擅长铁腕统治的政治强人领导。再往前说，这里在近50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19世纪时其中一部分土地（克罗地位与斯洛文尼亚）被奥匈帝国征服。更早以前，在14世纪塞尔维亚帝国就是这里最强的国家。这是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兵家必争之地。这片土地在近代经历过两次俄土战争，两次巴尔干战争，最著名当属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街头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导火索。这里不相信眼泪，也不存在那种仅靠着热忱拥抱便可以轻松化解的仇恨。
所以作者在出发前既已言明“巴尔干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斐迪南大公的遗体由的里雅斯特运回维也纳，当日的战争阴云笼罩在每个巴尔干人的脸上。今日作者踏上斯洛文尼亚的土地，看到亚得里亚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远处有成片的茂密松林和山毛榉。几个女孩在练习攀岩，猎鹰展翅高飞，一切显得安宁祥和，井然有序，这给人一种真实的错觉，好像一切仇恨都已远去。
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同属天主教国家。他们使用拉丁字母作为拼写语言，情感上也更加偏向于西欧诸国，认为自己天然是欧洲文化圈的一部分。这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黑山和希腊从观念上即无法相容，双方历史上大多离心离德，更别提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和波黑了。在公元6至8世纪之间，所有迁徙至此的斯拉夫民族当中斯洛文尼亚人恐怕是最为弱小的一支，他们占据了半岛的最西端，受到来自欧洲的文化熏陶更深。之前的6个世纪，他们都被奥地利统治，萨拉热窝一声枪响，每个国家都要选择自己效忠的阵营，这关乎生死存亡。诗人布拉茨解释说，虽然我们对奥地利君主更加忠诚，但一战后奥地利成为战败国，为了避免被其他国家占领，我们选择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南斯拉夫王国。这也是面对现实的最好选择。
当被问到年轻一代怎样看待南斯拉夫解体？诗人回答“当一切走到尽头，总会有转机出现”，解体与否有时并非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如今斯洛文尼亚已成为欧盟成员国，年轻一代更愿意去德国或奥地利打工。在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国家逐渐空心化。年轻人希望挣更多的钱，体验更好的生活，他们并不介意身处哪里，也不在乎与谁为友，与谁为敌。
克罗地亚人对此也肯定深有体会。作者与翻译安娜饭后在街上漫步时，发现有很多尼泊尔劳工在此打卡照相。安娜告诉作者，在克罗地亚打工的尼泊尔人将近6万，这是一份在尼泊尔当地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本地的克罗地亚青年远赴欧洲寻求机会，这里的重体力劳动就会由更贫困国家的劳动力来填补。这恐怕也算是全球人口流动性的证据之一。
该如何理解这种“流动性”？当有了更多选择，人是无法被忍受固定于一处生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一个国家有了选择的权力，分裂也就在所难免。从南斯拉夫联盟中分裂出来的国家有的基于自身选择，更多来源于相互间的仇恨，只是因为外部强大压力的压制而不得不暂时坐在一起。一有机会，内部潜藏已久的强大动能随即喷薄而出。如果问一个克罗地亚人，二战期间效忠于纳粹的政党乌斯塔沙于境内杀害了多少塞尔维亚定居者？他的回答很可能只有10万，而塞尔维亚官方坚称这个数字不低于50万。
国土的碎片化尚有希望整合，人的观念一旦对立，引发的将是无穷无尽的灾难。黑山不属于欧盟，这里却使用欧元。黑山人认为自己与塞尔维亚人是兄弟，南斯拉夫解体时也只有黑山跟随塞尔维亚成立了南联盟。但绵延数年的战争毁灭了这一切，塞尔维亚被制裁之后黑山不得不为自己谋求一条出路，如今他们最大的希望便是加入欧盟，哪怕会付出比斯洛文尼亚更惨重的代价。
黑山在中世纪就是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分，奥斯曼人征服这里时遭遇了黑山人的顽强抵抗，几百年的历练造就了这个民族尚武不屈的性格，他们崇拜强者，铁托在这里至今被人纪念，曾经的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的雕像仍然矗立在广场上。到了一山之隔的波黑，情形立即变得完全不同。这里信奉伊斯兰教的波什尼亚克族占到一半，还有约31%的塞尔维亚人与约15%的克罗地亚人，多民族混居与多元文化的结果便是持续不断地冲突。波什尼亚克族寻求波黑内部统一，塞族希望与塞尔维亚合并，克族则更愿意回归克罗地亚。
1992年波黑内战正式爆发，三年半后国际社会介入调停，形成了在今天看来非常离奇的政治结构：波族与克族组成波黑联邦，塞族成立塞族共和国，两大实体名义上同属波黑，但各有主权及边界，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双方不得轻易越过边界。在莫斯塔尔，任何公共设施都有两套，服务业只为本民族人民效劳。波黑战争爆发时，波族与克族的战士们曾联手抵抗塞族军队，但当塞族撤出后，两个昔日盟友马上翻脸，掀起了更加血腥的内战。清真寺背后的墓园证明着那场战争的残酷——墓碑记录着逝者的年龄大多在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他们的生命在1993年戛然而止。
战争的创伤深刻地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而创伤的形式不单单会唤起仇恨，更有一种久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战火中长大的波族小伙埃斯梅尔溜过分界线后，看到的是一派繁华都市的景象，显然对于克族人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人们忙于购物，享受生活。他完全惊呆了，回首自己的家乡却是一片萧条荒凉，商店紧闭，房屋倾圮。年轻人该如何理解这场战争？有关战争的记忆是否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成为了整个民族的一种负担？这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或许理解世界的第一步是走出去，看到与自己生活之处不一样的世界。
人不能同时进行战争和拥有对战争的感受，但他们可以共同承担战争过后所带来的后果。作者穿过分界线来到克族一侧，描述战争的说辞换了一套，但这种底层之间的伤害通常是相互的。最令人感叹的是贫穷与激进互为因果，相互维系，最贫穷的地区也即是民族主义最盛行地方。或许聪明的政治家都能明白在差异共存中寻求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因为在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大公而名扬世界，他原本是整个塞尔维亚人缅怀的英雄，如今因为代顿和平协议的签署，官方对他的宣传降温了不少。这里是爱与恨的交汇点，曾经被盛赞为“欧洲的耶路撒冷”，1984年还举行过第十四届冬奥会，在铁托的巧妙斡旋下美苏两大阵营携手参赛，这一世界奇迹长久为人津津乐道。这里也不缺战争，波黑宣布独立之日，塞族军队随即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围城战。甚至在东北方向的斯雷布雷尼察，小镇上聚集了四万五千名波族避难者，同时这里也是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但塞族军队强行包围了这里，逼退维和部队，有组织，有计划的屠杀了将近八千名手无寸铁的男性，这里15岁以上的男性几乎被屠戮殆尽。
幸存下来的人该如何向自己的后代讲述这段历史？他们又该怎样做才能甩掉头上“难民”的标签？梅丽莎对作者说“你不会希望下一代了解那些残酷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事情。”继续生活对活下来的人来说尤为艰难，他们在缅怀亲人的同时更时常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战争摧毁了城市，也撕碎了善良人们的心。
任何一个来自中国旅行者到达贝尔格莱德，行程单上恐怕都会有着类似的两件事：在城市中探访铁托的足迹、去中国大使馆的遗址凭吊献花。这里有着铁托当年留下的专列“蓝色火车”，但于今日的塞尔维亚人而言，这并非是值得炫耀的历史。作者费了很大周折才在城市南郊一个荒凉的驻车场里看到了专列。这里不是热门景点，除了游客本地人鲜少来访。这列火车就如同之前城市里的那些雕像，立与藏之间，也暗示了国家政策的“左”与“右”。
1999年5月7日，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牺牲，数十人受伤。事后北约声称这是一起“悲剧性的错误”，源于他们使用了过时的地图。这件事为本就动荡的国际局势更增添了危险的砝码，当时中国国内举行了广泛激烈的示威游行活动，官方表达了“最强烈抗议”的态度。这件事如同一枚种子，埋藏在作者心中，静待属于它的时机。作者说，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段历史促成了这趟巴尔干之行。
从1999年到2024年，那个遥远的夏日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力仍在久久回荡，亲历者会永远记得这些伤害，但就如同那些受采访的战争幸存者们所说，很多事无法忘记，在怀念的同时也要向远方看。
行至科索沃时，作者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当时不抱希望的举动在大半年后收到了回馈——它出现在朋友家的餐桌上。它的经历成谜，于破碎大地间穿梭往复，却幸好如愿抵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