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星老师与文字打了数十年的交道。他作为一名资深编辑，在文字上的素养和功力从来让我心悦诚服。然而，初闻他二十四年前写过一本《龙——一种未明的动物》，我以为他在术业专攻之余，还是一个“民科”。没错，就是那些经常被诟病的“民间科学家”。
“百度百科”的“民科”词条里，有如下一段描述，基本上也是我一直以来对“民科”的成见——
他们的特征有：都对“科学”富有狂热而近乎执拗的热情，却不曾接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也无意接受科学训练；并以“独特之梦想”为由，拒绝进入科学共同体、拒绝接受同行评议、拒绝承认既有的专业规范，拒绝从专业领域出发的任何批评。
当我真正开始翻阅这本《龙》的时候，很快就因自己的成见而感到羞愧难当——我是何等狭隘才会将这样一部旁征博引的学术论著归为等闲之作，又是何等狭隘才会将小星老师归入对科学充满妄想与抵触的“民科”之列。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龙”呢？
我猜想，大概每一个“龙的传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疑问。毕竟，龙之于中国人，是图腾，是起源，是祥瑞，是精神。
关于龙与我们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我最熟知的，大约也是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其一，黄帝联合炎帝部族，在涿鹿之野擒杀蚩尤以后，被拥护为天子，其他部落也纷纷归顺，黄帝于是“合符釜山”。这里的“合符”，不止是验合诸部符契，同时也从这些部落的族徽中各取出一部分元素，构成了新的部落图腾——龙。这种说法《龙》一书也曾提及（p.14）。
第二种解释则源于郭璞在《山海经·海内经》中的一句注释，“《开筮》曰：鲧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开筮》为古易书《归藏》中的“启筮”篇）。鲧为禹父，故而夏人以“龙”作为信仰图腾。闻一多在《伏羲考》《龙凤》等文章中即采用了这类解释。
《龙》这本书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龙”并非人类妄想的物种，很可能是一种稀有的两栖类动物，历史上出现的频率就不高，而今更近乎绝迹。
主观上，我希望龙是存在的。这种“希望”中有华夏儿女骨血里对龙的期待与敬畏。我当然不是宣扬迷信，只是觉得，“龙”既与我们的文化肇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那么借此“来提高民族意识和情绪，倒也无可厚非”（闻一多语）。
客观上，我又不相信龙是存在的。我没有见过，身边也没有人见过。任凭各种神话传说多么天花乱坠，各种古籍文献如何卷轶浩繁，对我而言都隔着万重山千层雾：这些记载距离我几千几百年，我如何证明它们的真实性？或许当事人看到的是另一种未明物呢？又或许是为了附会圣明而故意捏造的假象呢？
主客观之间，我无比期待着这本《龙》能够真正说服我，让我相信这种云遮雾绕的生物是存在的——或者说，存在过。
作者在书的第一章，首先提出了一些有关“龙”真实性的猜测——
在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处墓葬里，墓主人的左右两侧分别是虎和龙的图案，既然虎是真实的，那凭什么认为龙是虚构的呢？古人所见到的真实动物，虎、豹、熊、兕、象、马、牛、羊、龟、蛇、蝎、鸡、燕等等，几乎都是象形字，“龙”的繁体“龍”显然也是，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这种动物没有存在过呢？《周易》中的取象之辞，除了“龙”之外都是真实的，难道只有“龙”是空想？还有，《左传》这样的正史中亦有龙在水潭中打斗记录，又该作何解释？
这些猜测虽不能说是无稽之谈，可也仅仅是一种猜测。难得的是，作者思虑严谨，并未因猜测而产生许多妄议，更未曾迷失在自己执着的好奇心里。古籍中关于“龙”的记载多如牛毛，但其中真伪他有非常清醒的认知和判断。比如，在“见龙凤则有重赏”的诏令下达之后，全国各地关于目睹龙凤的报告层出不穷（《后汉书·孝章帝纪》）。再如，乡民以讹传讹，又值地方官急于上奏邀功，修史之人失察将事情写入了帝王本纪（《后汉书·五行志》）。这一类的记载，没有被纳入考察范围之中。
尽管在援引大量“见龙”的古籍记载时作者极其谨慎，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怀疑主义者而言，依然不足为信——
建初五年，“有八黄龙见于泉陵”（《后汉书·孝章帝纪》）。当时的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验符篇》中有一段文字恰能作为佐证。两厢里似乎可相互对应，但若是范晔读过《论衡》以后在史书中杜撰的呢？而且我们又怎知王充所言属实？
《辽史·太祖本纪》中有关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射龙的记载。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自己出使辽国的经历时亦提及“有元祖射龙庙”，金人元好问在《续夷坚志》里对“辽祖射龙”也作了进一步详述。可是发生在开国首领身上的事情大多要渲染些神话色彩，才能凸显他们“天命异象”不是吗？沈括所见不过是一座庙，焉能为信？元好问所处之年代距离耶律阿保机有二三百年，他若是人云亦云又何足为怪？
明末人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记载“崇祯十五年顺天三河县堕龙”。也许是因为朱明王朝日薄西山，所以文秉故意诌出了这样的不祥征兆呢？姜夔有一首《昔游诗》的前半部分写到自己在洞庭湖附近目睹“堕龙”。这首诗作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海陵王完颜亮遭遇金兵兵变，被杀于瓜州正是此年。姜夔在诗中也有“是年虏亮至，送死江之堧”之句。那他会不会是为了呼应凶兆才编造出“堕龙”呢？
我依旧十分怀疑。
真正让我有些相信的，也正是激发作者研究兴趣的那篇《我所看到的黑龙》。
这是一篇刊载于1989年《中外书摘》杂志第三卷第四期“人间奇事”专栏的一篇目击报告。目击者是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对山奶牛场退休干部任殿元，撰写人是他的儿子、当时在县博物馆工作的任青春。据任殿元口述， 1944年阴历八月，他随父亲任佰金出江打鱼时，亲眼看到江边卧着一条巨大的“黑龙”。那年任殿元27岁，同时目睹这一奇观的还有数百名群众。然而，在一夜暴雨之后，“龙”就不知所踪，只留下一条深沟和浓烈的腥味。
从黑龙现身，到文章发表，仅仅45年。如果说所有古籍资料记载得再详细，对于当代人来说都还是云遮雾绕，那么这件就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事简直就鲜活得近在咫尺。在任何一个好奇心未泯的人眼里，这份生动的口述报告都是大自然送来的惊喜。而对于一直梦想成为“探险家”的作者而言，心中掀起的振奋之情有多么强烈更是可想而知了。
报告中关于“龙”的状貌、器官、气味，乡人如何搭棚、如何往龙身上浇水等等诸多细节，都有非常详尽的讲述。其描摹之细致，让人很难相信是出于凭空的想象。为了考察这件事的真实性，作者与任氏父子取得了联系，进行过数十次的通信往来，又曾委托友人登门拜访。在此过程中，作者对这件事情的始末、对父子为人的了解都不断加深。他相信，朴实正直的任氏父子绝非浮夸虚妄之徒；而任青春虽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因为当时环境所限，他并没有机会从古籍中借鉴故事蓝本。
然而，即便我能够相信1944年时任殿元确实在江边见过这样一种大型动物，但又凭什么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呢？
显然，作者也有这样的疑虑。从第四章至第九章，作者一直将任殿元讲述的故事作为论证过程中的参照物，与书中关于“龙”的记载一一对应。外形像放大数十倍的鳄鱼、身上有鳞片、脑壳似牛或驴、腮颊似鱼、脖颈似马、头顶有分叉的角、散发出浓烈的腥味……古籍中“龙”的状貌，与我们平时在画上见到的蜿蜒修长的五爪金龙似乎并不一样，但与任氏所见却几无差异。
那么任殿元看到的会不会是别的动物呢？作者将“龙”与鳄、蛇、穿山甲、蜥蜴等动物进行了比较，引经据典地把这种混淆的可能性逐一排除。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比较论证中，作者还牵引出另一种存在于传说中的古老动物——蛟。《说文解字·虫部》判定蛟与龙为同属，但在先秦诸子的早期文献中，当言及某种具有攻击性的水生动物时，都明确记作“蛟”，而非“龙”或“蛟龙”；古人对待“蛟”或避或斩，对“龙”则友好得多，若见龙堕于地，还会上前为它搭棚、浇水，可见蛟与龙是脾性截然不同的两种动物。而且，蛟无鳞甲，小头细颈，似蛇而四脚，很明显，“蛟”与蛇、鳄也不是同一种生物。
既然龙是已经灭绝的动物，任殿元为何能见到？为何在历代文献中，又时常有“见龙”的记载呢？作者认为，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一些惰性较强、心肺功能较弱的两栖动物退回到了水里，“龙”便属于这一类。两栖类的“龙”对水有极强的依附性，这也顺便解释了为何任殿元所见到的、以及古文献中在陆地上的“堕龙”都非常虚弱，还有为何古往今来的人们都会往“堕龙”身上浇水。作者猜测，这些古老的物种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逃过劫数而一脉独存。这样的例子无独有偶，比如书中所举的“矛尾鱼”——
1938年在南非附近深海中首次捕获到的这种怪鱼，长约15米，体表呈蓝色，技覆铜钱股大的圆鳞，因尾鳍中间如矛状突出，故名“矛尾鱼”。矛尾鱼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总鳍亚纲的空棘目。总鳍鱼是一支极为古老的鱼种，最早出现于泥盆纪的淡水中。空棘鱼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从三叠纪开始就移居入海，过去总以为它在七千万年前早已绝迹，却不料依然其乐悠悠地生活在300米以下的深海中，难怪当它一露面就惊动了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矛尾鱼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那特别粗壮的肉叶状胸鳍、腹鳞,内中骨骼的排列方式与一般鱼类不同,具有分节的中轴,非常接近陆生脊椎动物原始型四肢的构造,因而它成了人们考察脊椎动物。尽管总鳞鱼和肺鱼到底谁更有资格代表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目前在科学界尚有争论,但矛尾鱼作为古代总鳍鱼的近亲,至少有三亿年以上的历史,这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p.179-180）
在作者看来，“龙”可能也是由水到陆演变过程遗留的“活化石”之一。
我很难界定《龙》是一本人文社科类书籍还是一本自然科学类书籍。从作者对大量史志材料的引用来看，似乎应当将其归为前者。然而，书中如同“矛尾鱼”这一段的说明文字还有很多。作者在推测“龙”的物种类别、生活习性、器官功能以及气候环境变化对它产生的影响时，将古今中外的天文、地理、生物、气象材料运用得游刃有余，读者若是陡然翻到，恐怕十有八九会认为眼前是一本科普读物。
可以想象，对于“龙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古生物”这一大胆的猜想，无数专业或非专业人士都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将此斥之为“封建迷信”。但书中若干立足于科学的论据，无疑是对这些质疑最有力的回应。
粗略估计，《龙》所征引的古籍有近百种，包括经籍、辞书、正史、野史、方志、笔记、小说、文集等等，几乎涵盖了书籍的所有部类。对于现在的研究者而言，这自然不是难事——在电子数据库里直接输入关键词，所需要的内容便可轻而易举地获得。当然，如何筛选和阐释这些资料，那又是另外的工夫。《龙》的初版是在1994年，我实在无法想象，作者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将有关“龙”的内容一一检索出来。对于老一辈的学者，我总是发自内心地五体投地。
但是，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还是让我将信将疑，偏偏是任殿元的口述，以及在作者长达二十年的调查研究中遇到的那些村野之人的描述，让我开始相信，真的有“龙”这样一种生物存在过。
我不得不想起当下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历史人类学。这一类的学者倡导从“田野”的角度阅读文献。所谓“田野”，除了民间文献、宗族家谱、乡村庙宇、仪式活动之外，更包含每一个鲜活的人的记忆。我非常认同历史人类学家科大卫教授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是一个博物馆。”很多真相并不存在于汗牛充栋的书籍里，而存在于这些行走的“博物馆”中。有心的研究者走进这些“博物馆”，必能挖掘出丰富的材料，必能对文献产生更亲切的感知。
《龙》的附录二至附录五，正是去实地探访“龙迹”后所写的“考察日记”。其中两篇是作者本人撰写，另外两篇是代作者去“寻龙”的友人所写。寻找任殿元口述中“龙”出没的“陈家围子”、途中所遭遇的挫折、对目击者或其亲友的访问、访问中又有新发现……这些都一一记录在案。
在阅读这些附录时，让我动容的已不仅仅是田野调查的认真仔细，更是这一群人的高贵品格。作者一往无前的坚定意志我已无需多表，而帮助他去寻访“龙”的这些朋友——戴淮明、崔万禄、魏国栋、韩小东、岩铁等，更加令人感佩。有些朋友在答应代为走访的时候，与作者不过是一面之识。二十多年前的东北，交通定不如现在发达，乡间道路也不似今天这般平坦，为了找寻不知真假的“龙”，不计回报地顶风冒雪、跋山涉水。这样一诺千金的信义，除了“古仁人之心”以外，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小星老师在研究中的谨慎前文已说得太多，他也从来没有自以为是地拒绝批评，相反，他在书中一再强调的是，自己的判断仅仅是一种假说，并非正确，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权威。
《论语》有言：“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龙》做到了。
我想，我还是应该纠正一下自己对“民科”的偏见——民间科学家，原本是一个中性词。我始终认为，学术讨论不该是高校象牙塔里的专属品，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去发现、去质疑、去探索的精神和权利。对于学术而言，杜绝的不该是“民间”，而是“意、必、固、我”——凭空猜测、不知变通、固执己见、唯我独尊。
诚如小星老师所言，他的这本书不过将迷宫的门“仅仅推开了一条缝”。古人云：“神龙见首不见尾。”当下得到的些许答案，也正如龙首初现，仅仅是一个开始。
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在宇宙洪荒中何其渺小。造物主这条“神龙”，从来深藏不露。若见其首，已是幸甚至哉。
与小星老师相识一年多，他在工作中的指点、闲谈时的启发，都让我受益匪浅。写这篇书评的时候，正好收到他发来的邮件，启信便见他以“小友”呼我，心下感激万分。我深知他是至情至性的纯粹读书人，能被他引为忘年之友，是我之荣幸。
我非常喜欢唐代李贺的一句诗：“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和平年代的布衣文人之间，可能谈不上诗中的生死恩义。但若有一日，小星老师因腿疾之故不便探寻龙迹，那么无论天南海北路远山高，小友定首当其冲，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