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曾经说过，传记的作用是为我们提供生活中‘肥沃的事实’，而这正是林德尔·戈登试图完成的。她持之以恒地从文本中和历史材料中发掘作者被掩盖的真实自我，同时关注作者早年生活对于其自我观念的塑造，比如在《艾略特传》她指出其家庭的一位论信仰和母亲的诗歌创作以及其渴望做圣人的执念影响了艾略特的诗歌，同样的，在此书中，林德尔戈登指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早年经历塑造则影响了其一生行为与创作。
无论是从小在海边的散步使得其作品中频繁出现海浪的意象，还是霍桑的作品给予伍尔夫作品中疯狂与理性的对立，都是生活与阅读经历带给伍尔夫的创作灵感。而其中作为重要的，就是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深受克拉彭教派的影响，重视家庭教育。这给伍尔夫带来双面影响，其一是贯穿于伍尔夫的一生的维多利亚时期对于道德和礼仪的重视，这其中就有诸如The Angel in the House之类自我牺牲的女性理想。但莱斯利·斯蒂另一面又鼓励弗吉尼亚伍尔夫进行自由创作。创作和思考使得伍尔夫不可避免地与维多利亚时代沿袭下来的观念的惯性发生矛盾，这种内心感知与社会标准化的碰撞不仅在她的文学作品和社会评论中得以呈现，也成为其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重要原因。而母亲与姐姐的相继辞世使得伍尔夫的精神再遭重创。伍尔夫将这两位她心中的典范女性的形象反映在其后来的小说人物中。
随着社会的演变，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在不断被重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以其作品的现代性而著称，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则被视为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普鲁斯特曾经驳斥圣伯夫那种将作者的社交生活作为作品批评证据的方法，在普鲁斯特看来，作者总是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其在社交世界中的外在自我，一个是其内在自我。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穿过伍尔夫如海浪般起伏的文字，穿过黑夜和白昼的自我独白，撇开维多利亚时期的清规戒律和后人赋予的凄苦形象，我们也许有幸一瞥伍尔夫和社会形象大相径庭的内在自我，就像作者说的在她一生的艺术探索中，她活得“比多数人认为的都要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