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模仿生活，哪怕仅仅出于担心陈词滥调。（《哀泣的缪斯》）
为了在极权主义压力下生存，艺术应发展出与那个压力强度成正比的密度。（《在但丁的阴影下》）
成为一个作家总是意味着成为一个新教徒。（《自然力》）
平等的概念，不是艺术本质固有的，而任何文人的思想都是等级制的。（《诗人与散文》）
美的其中一个定义是，它是某种不属于你的东西。（《论W.H.奥登<1939年9月1日>》）
布罗茨基的文章里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名言警句”。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格言式写作是一种低级的写作，在作品里创作格言是对整体的损害。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少见的、正在消亡的能力。真正的格言也许是片面的，狭隘的，但同时也是有力的，优雅的。强调整体通常导致的是全面平庸。民主的法则在文学里是行不通的。
对于书中所评述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普拉东诺夫、卡瓦菲斯、蒙塔莱、沃尔科特，布罗茨基几乎全都予以最高级的称赞。关于奥登，布罗茨基更是直言自己用英语写作是为了取悦他：
威斯坦（即奥登）坐在桌前，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拿着酒杯，大谈冷熏三文鱼。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便拿了两大卷残破的《牛津英语词典》让他垫着。当时我想，我看到了唯一有资格把词典当坐垫的人。（《取悦一个影子》）
这样的描写达到了近乎谄媚的地步。我理解的天赋是有排他性的。因此，我好奇的是，一个作家如何能做到对另外一群作家毫无保留地赞美。或者说，如何在臣服于其他作家的同时，又确认自身的才华。（当然在读者那里，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也许布罗茨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读者？）更何况布罗茨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天才论者：
认为受苦能创造伟大艺术，这乃是一种可恶的谬误。受苦使人盲目，使人耳聋，使人毁灭，且常常使人死亡。曼德尔施塔姆在革命之前就是一位伟大诗人。还有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即使本世纪发生在俄罗斯的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他们也会成为他们所成为的：因为他们有天赋。基本上，才能并不需要历史。（《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
从奥登的诗歌创作来看，他其实一直是在试图用诗歌回应时代——不是指某种抽象的时代精神，而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这种“回应”我在国内的诗歌写作里几乎没有见到过（除了一些“打工诗人”的作品）。“口语诗”意图回归日常生活，“历史写作”自然是排斥的对象；而“学院派”也许是深刻的，内敛的，但首先是精致的，里面很难看到任何粗粝的、愤怒的情绪，且常常被幽灵般的文人趣味所俘虏。
在《毕业典礼致词》一文里，布罗茨基对耶稣在“山上宝训”中关于报复的言论进行了一番富有开拓性的解释。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
他认为，不应只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一句为依据而得出以德报怨的结论，而应将其和下面两句连在一起看。这一组箴言所要表达的不是一种消极抵抗，而是一种积极行动，即“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使伤害失去价值”。此举不是为了“启动敌人的内疚感”，而是“暴露出整件事的荒诞感”。
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态度对于处在强权统治下、毫无还手之力的人而言是可取的，它能够使被害者在精神上变得积极起来。而事实上，在仅有“左脸、外衣和一双可走两里路的脚可供调遣”的前提下，这可能也是唯一的“有意识的、冷静的、慎重的决定”。
读完这本书我越发意识到，像茨维塔耶娃这种以声音取胜的诗人，阅读中译文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我很难理解，一个人如何能够被茨维塔耶娃的中译本所打动？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从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得到的收获等于零。我不会再花精力做这种事情了。生命有限，我希望我的阅读都可以大于零的。
单从中译文来看，布罗茨基的文章有臃肿和啰嗦的嫌疑，有些地方则显得过于华丽。我反复诵读了奥登那首长诗的原文，并拿其他几个“中译”来对照，发现黄灿然在这首诗的翻译上是可信的，尽管在择词和节奏上有不少损害诗意的选择和处理。当然关于译本的问题，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甄别。接下来几年会努力学好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