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佳作，读之酣畅，重版可期。按，本书跋文以康雍之间，传教事业先盛后衰，归诸宫廷政治，主奴际遇，历史偶然；西学为传教附庸，一损俱损。窃以为传教与西学毕竟为两事，传教起落与西学兴衰尚需分别论之。明朝知识阶层与欧洲传教士深度合作，编译书籍，选题与出版相当自由，故而成果丰富多彩，广为流传。入清之后，时移世易，八旗权贵与君主，取代士大夫，成为传教士的庇护者。传教策略，随之变化。民间私人自主编译出版西学著作愈发罕见。康熙年间出入宫廷的传教士化同包衣奴才（本书之论最为透彻），远西新知已成君主独享之物、权力工具，移译满汉文字，多不出紫禁城畅春园，天下何由沾溉。学理层面的西学传播，已然衰颓。两个建议：书后尾注徒增翻检之劳，望改为随页脚注。既以红票为题并作彩印拉页，或不妨补充红票汉文录文，与满文拉丁文转写及译文相对照，体现三语文本细微差别。另，初版本误植一处，教廷宣布恢复耶稣会地位时在1814年，非1956年（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