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以色列诗人，恐怕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立刻会且也只能想到阿米亥。作为一个生于德国，长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希伯来圣经——也即我们惯常所说的《旧约》，或是叫《塔纳赫》（Tanakh），由《妥拉》（Torah）、《先知书》（Navim）和《圣录》（Ketuvim）共同组成——构成了他最重要的文学依托（应该还包括《塔木德》）。我们在诗集里随处可见阿米亥对宗教经典的直接指涉：“此刻，我想起了《妥拉》中的话语”（p118）、“我想用黄金和天鹅绒打扮你，/像装饰《妥拉》经卷，还要为你的脖颈戴上大卫星”（p204）、“就像一个人用嘴唇或手的亲吻来触摸/卷起的《妥拉》卷轴，合上它的理式奇观”（p281），这里的《妥拉》即指的是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卷“律法书”，也即“摩西五经”。
又或是对经文的文本再生，最经典的莫过于如这首《若我忘记你，耶路撒冷》：
若我忘记你，耶路撒冷
那么，就让我的右边被忘记。
让我的右边被忘记，而我的左边还记着。
让我的左边记着，你的右边紧闭
你的嘴在城门口大张着。
《若我忘记你，耶路撒冷》（p96）
转化自大卫王的《诗篇》第137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到锡安就哭了……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对于有着长期漂泊历史的犹太民族而言，这一节颇能勾动他们的乡愁，对异域的读者也不乏感染力。阿米亥诗的语言与古老的集体意识在此合而为一。但阿米亥的诗艺并未止步于一种哀怜癖，相反，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之中有着不合情理的、拖累人的重荷：
耶路撒冷满是用旧的犹太人，因历史而疲惫不堪，
犹太人，二手，又轻微破损，议价出售。
并且世世代代望向锡安。
《耶路撒冷满是用旧的犹太人》（p192）
围绕着“圣城”的征战断续绵延了千年，那座被频频用来悼念的“哭墙”，成为了一堵沉重的阻隔，横亘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老城天空里的
一只风筝。
绳子的另一端，
一个孩子
我看不见，
全赖那堵墙。
《耶路撒冷》（p55）
飞在高天的风筝是一个跨越性的媒介，一个具有联通作用的意象，它使得人类有机会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在自由的高处相遇。“全赖那堵墙”，我们对墙那一侧的孩童的想象注定是贫乏的，但风筝的存在会提醒墙这一侧的孩子去猜想，在另一边也有一个同样渴望自由与欢乐的少年。
阿米亥深谙希伯来文学的传统，但面对那些历史文化中的沉疴积弊，他所采用的是一种反讽式的解构，由此让那些板正的典故获得了些许柔韧性，如这首《真正的英雄》：
《以撒的捆绑》中真正的英雄是公羊，
他对人的共谋一无所知。
他是心甘情愿代替以撒去受死。
我想为他唱一曲纪念之歌——
《真正的英雄》（p215）
在《创世纪》中，耶和华为了考验亚伯拉罕信仰的忠诚，勒令他献上老来才得的独子以撒（Isaac）作为燔祭，在以撒快要丧命的时刻，认可亚伯拉罕信仰之坚定耶和华便派天使来阻止仪式的进行，转而用边上的一只公羊代作牲祭，救了以撒一命，这也是“替罪羊”一说的由来。因为“对人的共谋一无所知”，诗里的“心甘情愿”很难不被认为有些阴阳怪气的色彩，它要隐喻的诗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宿命，时至今日，还在为远古那荒蛮暴力的献祭仪式遗留的基因所折磨，为莫须有的罪而充当“替罪羊”。阿米亥显然不想成为那些荒谬仪式的牺牲品，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活，哪怕卑琐一点：
参孙是一位英雄，因为他有一头长长的黑发。
我必须学会如何弯弓射箭，如何勇敢，
他们封我为应召英雄，剪掉我的头发。
我想要死在自己的床上。
我明白，无论什么地方，人总可以应付得来，
即使是狮子的胃，也有多余的空间。
就算我孤独终老，又有何干。我毫无忌惮。
但我想要死在自己的床上。
《我想要死在自己的床上》（p37）
“我想要死在自己的床上”的愿望贯穿了这首诗的始终。力士参孙（Samson）的故事出自《士师记》，也曾被弥尔顿歌颂过，作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参孙力大无穷，却因为耽于肉欲，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了非利士妓女大利拉，被剪掉头发丧失神力，挖去双眼，沦为阶下囚，在最后悔悟的时刻重获力量，与敌人同归于尽。阿米亥这首诗里的“我”，显然既不想沉沦情爱，也不想掺和进英雄的“应召”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出于一种冷峻的个人主义，他情愿“孤独终老”。
阿米亥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懂得如何用愉快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并获取一种令人舒适的平衡感。若干年前，在本科时代的创意写作课上，阿米亥的这首《空姐》便是我与他的初次相遇：
空姐说，请掐灭所有的烟具，
但她没有说是香烟、雪茄还是烟斗。
我心里对她说：你有美丽的爱情材料，
我也未曾说个端详。
她告诉我，系紧安全带，
坐在座位上，而我说：
我希望生命中所有的卡扣都有你嘴巴的形状。
她说：您现在喝咖啡还是过一会儿，
还是不要？然后她经过我的身旁
高耸入云。
她手臂上高高在上的小疤痕
表明她永远不会得天花
她的眼睛透露出她再也不会坠入爱河：
她属于那些一生中只经历一次伟大爱情的
保守党。
《空姐》（p179）
空姐如何能高耸入云呢？这句话很妙，既是说明阿米亥是在仰视空姐，又点出了飞机高翔于云端的状态，虽然他打量空姐不免带有些“男性凝视”的色彩，我们却很难去指责这些情话油腻、迂腐、气质浑浊，而是叹服于他对日常生活中小事物之光彩的敏锐发觉，手臂上疫苗的疤痕、安全带的卡扣、空姐明亮的眼睛……这些都是“美丽的爱情材料”，它们共同消解了无聊的宏大叙事。可见阿米亥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的样子，他的许多诗都带着一丝亵渎庄严合神圣的莽劲，乃至充满鄙俚粗俗的性元素：
罗马的发掘现场
豁口敞着，仰面朝天，
活像一个被遗弃在田野里
惨遭强奸的女人，
一切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尽管她未曾发出尖叫。
《恩戈地考古的结束》（p122）
暴力往往显现为无声，受害者自己就已痛苦到无力再去抗辩和控诉，处在外围的人就更倾向于回避和淡忘。阿米亥所成长的时代，犹太人所遭受的最残酷的暴力莫过于纳粹带来的大屠杀，我们不由得想到另一位同时代也同样生于德国的另一位犹太诗人——保罗·策兰。从集中营里生还的策兰再此后的人生中一种怀有一种“幸存者的负罪感”，他那句著名的“把我数进杏仁里去”（《数数杏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与死者同道的渴望。阿多诺经典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一句诅咒，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但被说得多了，也就成了陈词滥调。策兰所采取的策略是，让自己变得不再“可读”——断裂、跳跃、摧毁能指与所指之间既有的联系，建筑起了一道“语言栅栏”，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深入那些无法言说的经验，从而在废墟之上写出新的诗歌，但他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阿米亥在1936年全家迁往以色列躲过一劫，可以说他的现实处境要比策兰更幸运，但他们两人面对的历史际遇是同样的。不同的是，阿米亥并不折叠自己，他的诗始终在一种舒展的姿态和松弛感中敞开着，并体现着一种自觉：
好了，我们别再谈那著名的六百万人了，
我们只谈其中的一个——我：
我是一个死寂的像坟堆一样的人。
而我的每一层，
仍有东西在动。
《时间43》（p154）
“动”正是生者与死者最显著的区别，也同样贯穿阿米亥的生存哲学：
而现在我独自一人身处异国他乡。他们都怎么样了？
有的灰心丧气，有点被撞倒，又爬起身来，而有些人
仍旧在堕落。我母亲已亡故。目击者全都没了踪影。
我只记得自行车的一个轮子还在微微转动，
旋转着，从坚硬的土地上挣脱出来。
《我手提行李箱身处异国他乡》（p294）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里，阿米亥指出他相信“和平”与“非暴力原则”，但又否认自己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在他看来绝对的和平主义意为着不抵抗，以至于会顺带否定为了创造和平而采取的行动本身。个体与政治也绝不可能完全脱节，不存在啮合，所谓“政治是在构成之中的历史”，诗人以不同的形态或多或少会参与其中，诗歌至少能起到见证和纪念的作用，不过阿米亥还是问出了一个更尖锐的、更终极、有些虚无和悲观情绪的问题：“谁将纪念纪念者？”比诗歌更无所不包的是什么，难道要回到“上帝”？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是——“爱”：
夜里，我听到屋顶上猫头鹰发出的啸叫。
我是来自下界的人。每一份爱
都使我远离生命和死亡。
《有关上帝之道的诗篇》（p128）
爱把人带到的那个地方没有生也没有死，没有应许也没有遗忘，没有成熟也没有凋敝，那里超越于时间之外，是永恒的，人在那个地方才真正是他自己：
人将死去，就像无花果在秋天飘零
枯萎，充满了自己，满缀甜果，
叶子在地上变得枯干，
空空的枝干指向那个地方
只有在那里，万物才各得其时。
《人的一生》（p226）
关于阿米亥，可以说的远不止于此，但我有限的能力和经历也只能点到为止了。之前胡了了跟我说阿米亥的诗里还有这古代波斯诗歌的气韵，如果要深入探讨的话，恐怕得有人专门撰写一篇论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