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了，当当、京东、天猫等电商渠道已可以购买。在先睹为快的读者中，有人评价此书是“一部以知行合一式阅读和生命旅程写就的佳作，理应成为‘译文纪实’系列自何伟的《江城》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值得关注和用心阅读”。作为本书的策划人和经纪人，我想分享这部作品从无到有的经历，以及一些幕后花絮。
2021年6月，我在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的公众号读到一篇文章《一个文学老师建图书馆的“伟大事业”》，眼前一亮。报道讲述了文学博士杨素秋的一段挂职经历，担任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副局长期间，她负责筹建区级图书馆，不仅亲手设计儿童阅读区和漫画专区，还亲自编制书目，发动朋友圈四面八方的力量推荐书单。哎？这事儿我喜欢，我也爱逛图书馆、找书、借书乐此不疲，还经常带孩子去。我在杨老师这里找到了共鸣。
我开始思考这个选题的价值。国内之前出版过不少以书店为主题的书，引进版为主，有小说、也有非虚构，有几个品种销量还挺不错的。以图书馆为主题的读物，相对少很多，原创作品更是稀缺。书店和图书馆背后的议题是相通的，那就是阅读。阅读构建了人的精神生活，承载着人对知识、梦想的追求。“全民阅读”也符合国家倡导的主旋律。我又想起了《人物》记者安小庆的报道，东莞图书馆24小时向市民开放，曾帮助一位经常来馆看书的打工人吴桂春在当地重新找到了工作（见《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这篇报道达到十万加的阅读量。图书馆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品味和精神特质，它是有故事可以讲的。
直觉告诉我，这个选题可以做。
我给记者杨宙发去邮件，询问她扩写这个故事的可能性。几周后，7月的一天，杨宙加了我的微信。她很礼貌，也很坦诚：在机构里写稿，考核压力较大，平时工作量满额，暂时没有写书的打算。
这个回答并不意外。根据我的经验观察，30岁上下的媒体从业者普遍处在写稿流水线的重负之下，平台要求快速产出，还要阅读量/转发量高，对于写八千字上下的特稿，这个要求简直是噩梦。采访至少花一周时间，写稿改稿再花一周时间，每月发表两篇就是极限了。在这样的周转压力下是很难沉下心来创作书稿的。而写书是件苦差事。准备一部非虚构纪实书稿，需要长期沉浸在采访现场收集素材，少则几月、多则几年。花上一年左右的时间完稿，版税收入通常也就五位数，投入和回报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匹配，拿什么吸引优秀的记者呢？
我不死心，请杨宙帮忙问一下报道中的主人公是否愿意写书。答复很快来了：“杨老师也有写作意向的”！喜出望外间，我就这样联系上了杨素秋老师。
杨老师在陕西科技大学任教。起初她发给我一个压缩包，里边是她近年来积攒的杂文集：写学生、写孩子、写自己的导师、写美国访学经历。从欢快的行文和细腻的描写来看，文笔是OK的。我又搜索到她在一家西安公众号“贞观”上发表的文章，概要讲了她建图书馆的经过，写得生动，好看！
做完准备工作，我和杨老师通了电话，先介绍了国内非虚构图书的出版现状，杨老师也非常喜欢“译文纪实”系列的何伟三部曲以及文景出的盖伊·特立斯系列，还提到《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是她的师姐，同门！欢快交流之余，她提出了疑惑：建图书馆这件事儿，挺冷门儿的，有人看吗？
当然有看头！我分析：您的建馆经历，不仅呈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从中也能看到图书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对群众产生了哪些影响，哪些需求有待满足。您向朋友圈征集的多份书单，从侧面展现了当代读书人的阅读史和精神世界，还可以作为普通读者选书的参考。以上都是大家关注的话题点！
杨老师被我说服了。没几天就发来一份详细的采访提纲，列出了十来位书目提供者、图书馆志愿者和读者的名单，她担心只写建馆过程会太单薄，撑不起一本书的门面，打算做一些补充采访，写写他们与书相关的日常生活以及选书的标准。
我们商量下来，这本书稿将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1.书生理想与官场规则；2.一份图书馆编目背后的当代知识分子阅读史；3.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为群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改变。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杨老师当时下决心之不易。我们取得联系时，她尚在文旅局工作，还有两个月结束挂职。身在官场，事事务必小心，然而她答应了我，愿意冒这个险，写一写她的理想和坚持。之后还没过一个月，“保卫书目”的事情就发生了：寻租者竟然找上门来，要求她将亲手编制的书目下架，“你的书目里全是好书，利润太低，领导拿不到好处”，“你掂量着办”。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焦虑，失眠，想要全力捍卫这最后的阵地，她的精神家园。亲朋好友给她出主意，我也开导说“这是个绝好的写作素材”，杨老师最终用这份书稿的写作大纲，击退了那个传话的“中间人”。这段戏剧性的转折，后来全部写进了书里。
这段风波过后，杨老师挂职期满，回到高校继续任教。我俩都拿出了学生时代查资料做笔记的那股认真劲儿，不约而同地研究起了非虚构写作技巧的图书和课程，我陆陆续续读了《华尔街日报如何讲故事》《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写作这门手艺》《南方周末写作课》等，一遇到用得上的内容，就摘录下来分享给杨老师。杨老师更是孜孜不倦，在九月和十月间扫荡了十几本非虚构图书，卡波特的《冷血》、杨潇的《重走》、梁鸿的梁庄三部曲等，王鼎钧、叶圣陶谈写作，以及从社会学角度写基层调研的《送法下乡》《礼物的流动》等等，还在B站看起了阿特伍德的《创意写作大师课》。
11月初，杨老师发来了样章！噼里啪啦，一口气来了六篇，《初到》、《他想自己走进海水》《编完书目》《梦》……打开一读，哎呀，真是惊喜：
她站得笔直，脚跟并拢，脚尖分开成精确的45度，膝盖合严。这和她刚才的样子完全不同。
刚才她在自己的办公室跟我聊工作聊家庭。她做了环大学产业带，汇聚我区人才；她儿子在伦敦念建筑，前途明媚欢快。她的工作和家庭显然可圈可点并且已经被她熟练地圈点出来，拧成几个成功条款给我传授——如何帮孩子养成良好习惯，如何陪伴青春期，如何联系国外学校……她斜靠在椅背上，肩膀松弛，手随意垂着，笑的时候腰会晃一下。
按照领导秘书说定的时间，她带我下楼，敲开另一扇门。这个办公室更大，此刻她突然变得拘谨，调整脚尖的位置，绷紧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她说：“书记，这是新来的挂职干部。”
……
我把这一万多字的样章分享给同事，激起不小的浪花：“看杨素秋的文章，感觉我们又碰到一个宝。写得太棒了！老实说，这样的文字，一定得找国内最好的出版机构。”“读完杨素秋的故事，同道！”大家为发现了又一位实力派作者而兴奋不已，好的选题、好的文本，种种“好看的”元素天作之合般汇聚在一起，我们嗅到了畅销书大卖的气息。
2021年12月，行距放出了这部作品书讯，供各家出版人评估。我司CEO黄一琨老师看完杨宙的报道，在微信群里抛出个书名：“《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好，这书名十年也不会过时。杨老师也喜欢。于是这部书稿就有了姓名，可以四下流传了。《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招标比较顺利，在多家出版社的报价中，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最高报价拍得，将其列入“译文纪实‘系列。好消息！能得到久负盛名的“译文纪实”系列的首肯，无论是对于杨老师，还是对于我们文学经纪人，都是很大的鼓舞。
出版合同双签，喜悦散尽，接下来就是埋头写稿—改稿的寂寞长路。每周五晚上，杨老师都会如约发来两三篇新写的样章。《归我管，不归我管》《蘑菇和松果》《开会了》……情节紧凑、人物生动、语言俏皮，让人一口气读完，直呼过瘾！我负责对每一篇样章提供阅读反馈，“为什么要写XXX的故事？”“改为对话体，行不行？”“也许可以放在后记？”不时抛出各种问题。杨老师有着新手作者身上罕见的慷慨大度，总是鼓励我多提意见，这是我们的日常对话：
“杨老师，宋璐的文章，我又想了一下，结尾不改也行啊，有时候我觉得会不会太挑剔了。”
“不不不，我已经全部按你的改了，一定要挑剔！挑剔，是为这本书的未来着想。不要为我的面子着想。我需要一个充分理智的、客观的读者。”
她对读书超乎常人的热情时常感染着我。2021年底，西安疫情期间，杨老师一边上课、带娃、囤菜，一边补充采访、写稿，一边在不停地阅读。她的思考和体会，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不停翻涌着，咕嘟咕嘟随时要溢出来。有时跟我探讨《江城》中小品文的运用，分享何伟在《纽约客》上最新发表的长篇非虚构，评论他“写得很克制，没有愤懑。这是我需要学习的。”有时谈起《邻人之妻》，运用了“撞台球”式的人物登场方式，但是“我邀请推荐书单的人物有五十多个，互相基本都不认识，无法采用这种结构。”下面还有些例子，摘自杨老师的邮件，可以视作她的非虚构写作赏析课了，我也从中获益匪浅：
“这周重读了《光荣与梦想》的结构，又看了李长之有关《史记》的书，特别是司马迁如何塑造人物，如何调整句式节奏等等。李长之讲得很细。”
“描写基层生活体验的书籍，一种是以观点和论述为主的，如《小镇喧嚣》《送法下乡》；另一种是以叙事为主的，重视文学性和画面感，很少议论，比如《江城》《我的二本学生》。我的书应该往第二种靠，但是写着写着忍不住议论。这也是我的问题。您帮我看一下，议论的这一大段怎么改才好？”
“写书，如果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式的写法，就要多论述。如果是文学式的非虚构写法，就要多描述，要形象，要画面感。‘要show，不要 tell’，但是show特别难，考验想象力和观察力，我也总是写着写着就忍不住tell,因为tell相对顺手。”
杨老师忙着把脑海里奔涌的回忆一一捕捞上岸，编织成句子和段落。她计划“先用几个月把所有材料都写出来粗稿，放在案头，然后开始砍削～”我则有条不紊地归类整理，每收到一篇杨老师的新样章，我就把它放到相应情节线索的篮子里去。
作为编辑，总是有一种对大纲和结构的执念。编辑人托德是这么为这种职业病辩护的：“编辑需要对手稿、图书或者文章抱有一种鲜明的层次感。在卷入细枝末节之前，他们需要首先看清结构和整体。”（《非虚构的艺术》）我尝试按照杰克·哈特在《故事技巧》书中介绍的方法，给整个建馆过程勾勒了一份叙事曲线图，“阐述背景——上升动作——危机——高潮——下降动作”，在每个发展阶段分配好对应的故事情节，效果直观简洁（见下图）。
感谢杨老师的信任和支持，从不厌倦我喋喋不休的叮嘱，每封邮件必回。在我们来来回回的讨论和修改中，这个主线-辅线的篮子，最后变成了一份以故事梗概形式呈现的大纲，共有两级标题，杨老师把写好的样章逐一对号入座（见下图绿色字），一部书稿的轮廓就正式显现出来了。
在近两年的创作过程中，我和杨老师的邮件通信多达上百封，杨老师对文章品质的高标准、严要求始终没有松懈：一定写到满意再交稿；每周一定按时来稿，如有家事拖延，必定及时告知并尽快补发。她也毫不掩饰自己遇到的困难和倾注的心血：
“非常同意您把最后一句删去的意见。也希望您以后多多直言，写的不好的部分就直接给我标出来。
漫画这一章写得费力，是因为夏目本人话很少，采访没有谈出太多内容。
夏目推荐了几十种漫画，我不能照抄豆瓣简介，我得在网站上找动画，每一部尝试看一两集，再写。最后也写了不到十部。因为面面俱到没什么意义。
为了写咖啡，我在知乎网站去找咖啡的一爆和二爆的一些资料。我搜索了夏目以及他老板好几年的朋友圈，试图寻找他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他案头的柿子、树枝，都是朋友圈里找到的。
反正就是尽量多占有资料，才能榨出来一点鲜汁。
但你要说我满意吗？我还是不满意。福楼拜为了写《布瓦尔和佩库歇》这部小说，查阅了1500种书籍。别人说福楼拜是“做个首饰盒，都要砍伐一大片森林”。
我占有的资料广度，远不如福楼拜。”（见书中《这一幅里没有爱情》）
“毛老师，这篇背后的时间也许你很难相信，两千多字，写了十几个小时，题目也改了十几个。全书篇幅已经过半了吧，越来越难写，因为，那些印象最深刻的题材，最容易写的题材，我都放在初期写完了。所以这才是最磨人的时候。要把许多琐碎的素材，尽量写得不像流水账。慢慢来吧，还是不满意。”（见书中《批评一连串》）
“说一下写智库之累。每写一个人物，都得去读他（她）推荐的书。写王焓的那个周，我读了吴国盛的书，也读了《实验室女孩》《这里是中国》等等。写王彦明那个周，我读了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手册》（这本您删去了），以及江弱水的好几本书。唯有通读几本，才可能摘出来几段合适的文字放入我的文章里。但是这样工作量太大了，每周阅读量都是四五本，我平时还要在学校备课上课。这个周，我累倒了。歇了两天。”（见书中《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
疫情期间，我们各自经历了封控、禁足、食物匮乏、染病的艰难时光。写作和沟通的节奏经常被打乱。在抑郁的气氛中，我得知不少作者中止了写作进程，但杨老师每个月依然在交稿。她身上有一种坚毅、乐观的天性，在勤奋自律的同时，又能灵活地自我调节。“如果我今天可以连续写作四个小时不动手机，我就奖励自己一条花裙子。” “毛老师，我做了个梦在给您请假：‘我感冒发烧了，今天不能交稿。’”她发来的消息经常会让人哈哈大笑，瞬间变轻松。如果写累了，她就出门做个按摩、烫个新发型、嚼嚼芒果干、找朋友一起逛街、回娘家吃顿饭……生机盎然的杨老师，有一百种方法可以让自己满血复活。
2022年11月1日，杨老师完成初稿了！全稿共48篇文章。目录如果有48个标题，显然太繁杂了，杨老师着手整合，做衔接和补缀的工作，第二稿合并为26篇，作品的基本面貌落定。读完这一稿，我发觉对荐书人的访谈，篇幅多达四五万字，好似一个臃肿的大包，打断了主线情节的推进，建议将这几篇移作附录，或者打散后穿插到主线情节里。杨老师选择了第二种修改方案。我司黄一琨老师建议把荐书人的书单附在书稿末尾，供读者参考选用，杨老师也采纳了。2023年3月，第三稿完稿，共17万字。历经20个月的打磨，“小米稀饭慢火火熬”，我们终于向上海译文出版社交稿啦！
各种三审流程和文本的微调，限于篇幅，这里不做交代。本书封面的来由，值得跟各位说一说。起初，责编刘宇婷老师计划拍几张碑林区图书馆的实地照片做封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她和同事想来想去，换了个思路：考虑下借书卡如何？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普及之前，馆藏图书都使用老式的纸质借书卡，白色的硬卡纸，打上编号和格子，插在图书正文后的纸袋里，上面有手写的借书人姓名、借书日期。随着时光流逝，借书卡变得字迹模糊，纸张泛黄，年代感十足。借书卡是图书馆专有的元素，代表着图书馆的公共性——图书在爱书人之间的流动，以及某种趣味相投的共识。一些当年流行的热门书，借书卡上的名字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人通过借书卡上的名字，结交到了校园里志同道合的好友。我们都在大学里见识过这东西，一致赞同宇婷这个思路。杨老师从陕西省图书馆借来了几本厚厚的旧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传》《名利场》《城市姑娘》《月亮宝石》，寄给宇婷老师拍照取景。封面方案于2023年10月敲定（见下图）。
2023年末尾，《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快样书静静摆在我的案头，这部作品凝聚着杨老师和我两年的心血和光阴，即将奔赴各大电商和书店，与广大读者见面。上海译文社将这本书列为2024年重点书，营销推广活动正在酝酿。行距的同事们正罗列名单、把样书寄送给各家媒体、阅读大V，希望好书被更多人看见。
我不知道这本书最终是否会成为几十万册的大畅销书，二八法则的图书行业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文学经纪人能做的就是凭直觉和经验押注，再倾力推动创作和出版的落地。
不过我有一种感觉：那些最后成功写出来、赢得万众瞩目的作品，背后通常有一个强大的灵魂，有一颗执着的心。她想要写好，想要与自己竞争。她的写作受到某种使命感的推动，要去分享，去纪念，去帮助。
如果你阅读了本书的后记，了解到杨老师的家族故事，她父亲当年如何见义勇为、手不释卷，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正直勇敢、维护公义、求知若渴……这些闪光的精神品质是会跨越时空、薪火相传的。“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钱氏家训》）杨老师建设理想图书馆的实践，源自一个爱书家族的血脉传承，源自一群爱书同道的精神共振。愿这些力量抵达各位读者的心间，带给你感动和光明。
本书版权事宜，请联系文学经纪人毛晓秋，maoxiaoqiu@hangju-p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