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在巴西任教的时候，我的朋友、波兰裔巴西诗人恩里克·斯耶维耶斯基教授送了我一套他主编的“世界诗人”丛书，选了若干位近20年来在全球颇具影响力的诗人，每人一册葡萄牙语译本配原文的双语小开本，做得非常精致、友善。这套书里的大多数诗人，比如法国的蓬热、波兰的米沃什、塞尔维亚的波帕，我多少还算熟悉，唯独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除了偶尔在一些英译的合集里瞅到过一两眼，基本还算是个陌生的名字。因为以前曾经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对“二战”前后的西语美洲诗歌也曾做过一些功课，胡安·赫尔曼这个全新的“盲点”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阅读好奇心。用半生不熟的葡语对着更加夹生的西语读完了那本小册子之后，我意识到我又找到了一个需要在以后长期跟进阅读的诗歌能量辐射源。
在胡安·赫尔曼之前，有四位20世纪的西语美洲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胡安的同胞、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秘鲁诗人巴列霍，智利诗人聂鲁达和墨西哥诗人帕斯。这四位诗人虽然在西语美洲自身的文学史序列里同属于先锋派诗歌的行列，但每个人都各有其惊人的独特性：博尔赫斯善于把一切噩梦、书籍、迷宫、先祖都转化为既从容又迷惑的关于时间的“私学”，巴列霍以史无前例的语言强度和抒情加速度提升了饥饿和痛苦这两个母题的意义，聂鲁达可以用对一整片大陆说话的调门把爱情和革命统统变成俯瞰视角下的身体和风景，而帕斯则精于把激情本身处理成眩目的理智。
身为这四个“强力型”诗人的文学后裔，在胡安·赫尔曼的诗歌中或多或少地能够看到他从他们身上继承的诗歌遗产。他既有博尔赫斯在简洁中埋藏繁复的能力，又有巴列霍“我们罐装的灵魂”式的抒情压强；既有聂鲁达纵横捭阖的想象力，也有帕斯精准的思想爆破。而胡安·赫尔曼的写作至少有一个方面是这四位诗歌先辈所不曾涉及的，那就是把日常的具体性重新命名成布满孔洞的通风装置，一任广阔的虚空、莫大的悲凉从词语之间的孔洞中进进出出。譬如在《苹果》一诗里，他写道：“果盘里放着一个苹果，/离开了天堂，它能做什么？/无人看见它苦涩的伤痕。/它问我：秘密/从那么多关着的门/去了什么地方”，从果盘上一个小小的苹果入手，胡安·赫尔曼为我们展开的却是关于天堂、关于创伤、关于灵魂之中隐秘通道的通透的追问。
胡安·赫尔曼这种用结实的词语石块搭建荒漠上的通风装置、让虚空穿越而过的能力，和他集中体现了“20世纪症候”的复杂经历不无关系。他1930年生于阿根廷，但却是家里的唯一一个阿根廷人：他的家庭是因为东欧政局动荡刚刚移民到南美洲的乌克兰犹太家庭。拉丁美洲是一片盛产左翼文人的热土，和他的先辈巴列霍和聂鲁达一样，胡安·赫尔曼很年轻时就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认同，并于1955年创办了有着激进政治诉求的诗歌刊物《坚硬的面包》。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更是积极地把他的同代人（包括以“反诗歌”著称的智利诗人帕拉）关于“西语美洲新诗歌”的诗歌革新理念与左翼的“承诺文学”叠加在一起。由于反对独裁，也不赞同极端冒险的游击战，胡安·赫尔曼在1970年代被阿根廷军政府和他参与创立的阿根廷城市游击队同时判处了死刑，并从1976年起，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2年。军政府的暴政给他的家庭带去了巨大的创伤：他的儿子和已有身孕的儿媳被捕而后失踪，直到1989年胡安·赫尔曼才找到儿子被秘密处决后的遗体，直到2000年他才与被收养的孙女重逢，而直到现在，他儿媳的遗体仍未找到。
今年4月中旬，胡安·赫尔曼作为2007年塞万提斯奖的获得者被请到了中国，分别在北大和塞万提斯学院做了两场对话和朗诵活动。在北大的那场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或许是因为见证了太多的死亡，79岁的胡安·赫尔曼似乎避免去提及颇受媒体关注的写作与苦难的关系问题，反倒饶有兴味地回忆了1960年代他为中国的新华社工作的时候曾经两次来到中国的经历。他特别提到在他去井冈山旅行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黑色小罐子，里面装着给红军用的盐。红军走了以后，当地的老乡把小罐子深埋在地下，他们坚信有朝一日红军还会回来，还会继续食用里面的盐。胡安·赫尔曼说，他在这个小罐子上看见的是和他在艰难年代里的诗歌相似的东西：密封存储的希望。
胡续冬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