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水坑》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完被激起一点表达欲，于是又在旅途中重读了一遍。
《冷水坑》几个短篇，可以视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才对金特笔下的冬洲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金特是东北人，金特笔下的东北并不是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的老调重弹，而是一种全新的叙事。金特书写的也不是显性的东北，而是以东北地理、文化为核心的一个新的空间，冬洲。和班宇、双雪涛等人的书写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选择了用子一代的视角审视父辈的生命经验。
金特的冬洲是黑的，硬的，冷的，冬洲人的话又多又密。这套新的生活逻辑和语言系统，是旧的劳动生产关系作废后，重新长出来的。这和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所熟悉的那个东北截然不同，相较之下，它更为陌生，这种非典型的“东北”叙事所容纳的意蕴反而更令人惊叹。
新的生活逻辑当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转折时期带来的必然，而旧语言，新模型的书写，是这本小说我最喜欢的部分，金特犀利、敏锐地呈现了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
除了同名篇，其他篇目都靠大量的对话推进叙事，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像一头语言巨兽，向着同类，向着冬洲的黑土地倒出体内蓄积的词语，这些词语、句子又硬又密。
这些“语言巨兽”更是热衷于谈论爱，爱是冬洲人的口头禅，冬洲人的爱像是巴迪欧所说的，“爱是一个真理程序”。当爱作为一种日常语言和黑冷硬的环境是如此地不相称，这种割裂、不和谐才是冬洲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内在逻辑。
诚如约翰·塞尔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一书中所写，“我们实际上就不仅是一方面具有心灵，另一方面具有语言，而是心灵和语言相互补充、相互丰富。”我认为冬洲人将爱作为一种口头禅，也可以用约翰·塞尔的这一理论解释，是作为口头禅的爱和心灵之爱互相生成。
这令我想到《疼痛部》中戈兰的老父亲，他用话语淹没客厅，辩护、发火、发牢骚……但他完全意识不到这些话从自己的身上喷涌出来。
冬洲人爱的表达和其如出一辙，都是长期被压制后所产生的病症。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冬洲人试图用爱赋予一切以合理性，而戈兰的老父亲则用不断翻新的抱怨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以及为他这一代人过去所坚信的美好事业招魂。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母题，则是权力。爱和权力在这片废墟之上是相当重要的。
同名篇《冷水坑》写了冷水坑唯一的大学生段铁马走山道去矿区帮父亲要补偿款的经历。大路崩塌，只能走黑咕隆咚的山道，“一路上有鬼有仙有魔，不干净的东西太多”，但作为冷水坑长大的第二代延续了父辈的劲儿，敢杀，敢拼，敢干，一路“杀”到矿区。
人、鬼都拦不住段铁马，但这样的段铁马在上海的格子间实习了两个月就再也不想进社会了。在满屋子咖啡味、键盘声的屋里子他使不上劲儿。在黑黢黢的山道上，段铁马的生命能量何其充沛，而矿区的覆灭，他迎向的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命运，他又不得不走向外部，金特的书写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则在于，写出了以段铁马为代表的二代冬洲人面临的命运撕扯的悲怆。
在这个短篇中，爱和权力都不是显性的，但在《冬民》《暴风雪》《最与爱》中爱和权力是绝对核心的书写。
《冷水坑》对权力的书写是隐晦的，那《冬民》《罪与爱》对权力的书写则是赤裸的。《冬民》开篇写到“在冬洲，权力已独立于社会，凌驾在劳动之上。冬洲人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罪与爱》中的主人公之一赵立峰则是权力的绝对拥趸。“咱们得被主宰、被统一、明确的命令使唤和支配，才清楚怎么活下来去。”外部世界的自我更新已经超越了冬洲人所理解的范畴，而冬洲旧的那套生产、生活模式已经作废，这些冬洲权力的奴仆“对权力充满复仇般的古老执念”。
《罪与爱》这个文本呈现了以赵立峰为代表的一众规划局公务员的面貌。展示追求权力这一过程中，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权力本身的暧昧、权力对人意识形态的压制等多重悖论。
对权力的拥护是一种全新的暴力，个人的意识成为纯粹的工具。我特别想和朋友讨论的点在于，爱和权力这两个话语是如何在冬洲人这里实现平衡的。
随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