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并不是对巴特勒《性别麻烦》的书评，而是对于南京大学何成洲老师收录于《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一书中的文章《巴特勒与操演性理论》的读书笔记。事实上也并非读书笔记，充其量可称对于原文的不乏谬误的缩略与转写。但是的确帮我理解《性别麻烦》或能起到一些作用，于是发在这里～
一、奥斯汀、德里达与言语行为
英国牛津大学语言学家J.L.奥斯汀进行关于语言和行为的系列讲座《如何以言行事》被在其去世之后整理出版。奥斯汀在其研究中首先质疑英美语言哲学界的传统语言观，即：语言本质上是陈叙（constative）的，目的是生产非对即错的陈述，“语言行为反映世界”。而奥斯汀认为言语表达可以是操演性/施事性（performative）的，“有能力改变世界”。这里的改变并非是后果性的，而是有时语言本身就是行动（如婚礼时的“我愿意”或命名）。
在此基础上，奥斯汀认为施事能否生效取决于具体情境，需要具备外在的条件，而未生效的言语不属于言语行为理论，如诗句或舞台上的台词等“不严肃的施事行为”。这一观点后来被认为是奥斯汀理论的基石。一方面，奥斯汀的继承者约翰·赛尔将非直接、修辞性、不严肃的语言使用归入“寄生性话语（parasitic discourse）”，认为文学语言相对于日常语言本身是无法加以检验的“反常”，因而总体上具有“寄生性”。另一方面，这一概念被德里达加以批判性解读。同样从“寄生性”入手，德里达认为这种说法包含了对于“寄生性”话语的依附性和从属性的价值判断，即寄生性的东西本身没有价值，必须依附于作为主体的现实才能够存在。这意味着文学作品的话语是对现实中原有话语的“引用”。而矛盾的是，奥斯汀曾提到严肃性话语施事行为必定在本质上是“可重复的”，话语施事行为必然要符合书面规范才能产生效果，因此所谓严肃性话语必然是对于现存书面语言的引用。既然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引用，那么将很难区分本原与派生。在这里，德里达揭示出奥斯汀言语施事行为二分法（严肃性vs非严肃性）的矛盾逻辑。（这样，日常生活与舞台表演之间并没有清晰界限，日常表演得以可能）
德里达对于“可重复性”的进一步认识是，可重复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任何语言都需要借助可重复性完成其功能。但语言的可重复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出现在不同语境和结构下的语言单位不可能同一。这就是德里达强调的语境的“开放性”和语意的“重新意指”。此外，可重复性意味着语言必须依赖一定的传统规则，其既然是语言生效的条件，也就必然是语言失效的理由。以德里达解构奥斯汀理论并进一步的发展为基础，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巴特勒性别操演性理论。
二、巴特勒、《性别麻烦》与操演性
女权主义强烈质疑传统上“身体”“社会性别”和“性欲”三者不加辨析地捆绑，但是长期以来以维护女性共同利益为目的将女性稳定的身份构建建立在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即认为性别差异是根本性的。而巴特勒认为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传统性别思考方式和特点，从而束缚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事业。
在巴特勒的重要作品《性别麻烦》中，她试图说明性别与性别二元化是文化与社会建构（该观点能够在生理学家安妮·弗斯特《区分身体的性》中得到自然科学支持）。性别建构的过程正是通过操演行为完成的（可参看巴特勒自己的论文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这种操演行为本身潜在地对于文化变革具有意义。
如果性别是一个人要成为的对象，那么它就是一个成为的过程和不断重复的行为，而非一个本质的存在或静态的文化标签。借鉴福柯的观点（社会种种机构和话语构成权力的生产性模式，民众在压制性机制中生活而由此获得自己的主体性认知），巴特勒认为社会压制规范操演行为从而塑造性别。这一过程中权力运作不只是通过压制欲望实现的，而是“强制身体将抑制性法则作为行为的本质、风格、必然存在而加以接受和表现”。这种通过行为操演而完成的身份认同是空洞的和虚构的。但是，这种受到福柯启发的观点同样也受到了福柯的某种限制，即由于认为性和主体是权力运作的产物而未能充分重视身体本身的能动性，直到她后来的著作《身体的重要性》之前。身体并非仅仅是物质“存在”，而应当是一个能够被改写的文化场域。操演性行为通过重复生成我们的性别主体性，并不代表身体是被动的，而恰恰是由于身份认同必须经过身体体验的过程，身体显示出了它的能动性。
三、巴特勒、身体规范与能动性
在《身体的重要性》一书中，巴特勒试图调和性别唯意志论和性别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即如果过分强调主体的个人意愿就会与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基本思想相背离，而如果性别不是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如何理解性别规范的构成性和强制性特征而不掉入文化决定主义的陷阱就成为了问题。决定论和选择论都建立在性别的建构主义观点之上。《性别麻烦》虽然强调性别的文化建构，但是没有充分解释身体物质性所起到的作用。在这里，巴特勒引入德里达对于可重复性和引用的阐述。性的规范必须在不断重复的操演中生产身体的物质性，这种重复性的要求意味着性的规范本身具有脆弱性。而权力与话语作用下的主体能动性并不能表明主体拥有选择的权利。因此巴特勒在“身体是如何被建构的”和“身体是如何抵制建构的”的矛盾之中追究阐释，身体的重要性得以彰显。
巴特勒认为，操演性具有正常化的力量，同时也包含抵制它的反作用力。其中已经包含并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超越通过对于统一性的放弃来完成。巴特勒对于操演性的理论不断升华，性别操演性理论只是其操演性理论的一部分，到后期甚至回归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这在《激动的话语——操演性的政治》中呈现出来。
四、影响和批评
巴特勒的操演性不仅对女性和性别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整个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产生影响。尤其是与表演研究中的作用。“操演性”概念逐渐成为表演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
两种主要的批评（1）认为巴特勒的理论失去了一个道德的标准。操演性重复过程中产生的抵抗意味会使得个体对于道德责任的履行成为不确定的。有人主张“为了民主和道德目标，我们必须超越操演性的概念从而拯救道德性”。（2）对于集体权力、女性和其他性别少数群体团结协作的忽视从而具有政治上的虚弱。被指责“使得女性群体的权力变得困难、“忽视了女性的真正处境”、“不能解释女性间积极的交流”等。
但是巴特勒对于性别研究和当代思想的影响不可忽略，巴特勒自身的酷儿身份使其对于女性主义的局限性具有深刻的洞见。而性别研究的理论探索不可能只存在一个政治目标，多元的互动才是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