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章密集堆砌的史料，让我差点没读下去，没想到后面还挺好看的。作为极限登山运动的爱好者，作者曾经也游走在危险的边缘，但后来放弃了风险和极限，而是更注重山峰对认知、感觉的重塑，他的认知转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我们既可以看到他攀登时的行动和想法，体会他看到的风景，获得第一手的感官体验，同时随着作者对登山的认识深入，一同拨开那些崇高、浪漫、神化的外衣，触及山峰的本质。山峰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但它却能塑造人。
从地质学来说，山峰就是在一系列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地表隆起，曾经不具有任何观赏价值。十八世纪早期还有人称山峰为“大地的这些巨大赘疣”，对那时的人们来说，山峰是累赘，是长途跋涉时不得不经过的地方，没有人愿意主动走进山里。但十八世纪中叶时教会开始将山峰视作宗教的精神象征，十九世纪迎来城市化加速，熙攘之中伴随各种城市病的出现，大众开始对田园牧歌、世外桃源充满向往，人们开始向往走进大山亲近自然。正如作者说的“风景是人为赋予的意义”，这时一些文人墨客出于对题材的创新，或者对大众思想的迎合，开始对山峰进行浪漫化的描述，在他们的笔下，原本野蛮荒凉的山峰摇身一变，成为崇高、庄严的化身。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受到男子气概和爱国主义的驱使，以及对个人坚毅品质的强调，攀登高峰被赋予了史无前例的崇高意义，可以说围绕登山开始了一系列“造神运动”，为攀登高峰献出生命的行为被视作是高尚的、爱国的，这一时期的集中体现就是攀登珠峰。
作者用《珠穆朗玛峰》一整章详细讲述了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的经历，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为何马洛里一次次走进珠峰。历史证明没有一次登山行动是孤立的，马洛里的攀登也“深受三百年来人们对山峰不断演变的态度的影响”。马洛里原本有一份稳定的教职，热爱写作，有一个和睦的五口之家，但他受到一股强大动力的驱使，三次前往珠峰，最后永远地留在了山上。不难看出，作者对马洛里抛家弃子、执意攀登珠峰的行为抱有质疑的态度，为攀登献身的行为并不是所谓的崇高、壮烈之举，而是一种自私、愚昧、形式主义的体现。当登山行为与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绑定，变成一种获取功名的行为和后世造神的素材，就已经偏离它最初的本质。
最喜欢最后一章《雪兔》，作者在这里总结了登山的意义。山峰的存在为宏伟与渺小、永恒与瞬间树立了参照物，让我们认清自己的位置，保持谦恭之心。山峰能让我们的感官更加敏锐，留意大自然中无时不刻都在上演的奇迹，小到一片雪花的微观世界，大到一座冰川的缓缓移动，都能带给我们惊奇的体验，唤醒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日渐消磨的感受力。
我觉得阅读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对山峰祛魅。市面上很多描写攀登的书都聚焦于塑造攀登者的伟岸形象，或是记载着一串串的时间、地名和海拔高度，像登山编年史或者纪念碑一般，更有甚者，会事无巨细地描写山难的场面，以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但在这本书里，作者理性地探讨了攀登的行为，他认为“那些攀登高峰的人，一半爱着自己，一半恋着湮灭”。危险的攀登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为了满足征服欲、追求刺激感而攀登的举动并无可取之处，而是浪掷生命。作者也把视角对准登山者背后的家人，在写到乔治马洛里的经历时，作者多次提到露丝（马洛里的太太），我们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因为她写给丈夫的信件只有一封留存了下来，正如在主流的登山叙事中，无论攀登者最后的结局如何，家人朋友往往从故事中被隐形。那些为攀登失去生命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或浓或淡的一笔，但悲剧的后果往往是由他们的家人默默承担的。我想到前不久去参加宋明蔚《比山更高》的新书分享会，现场的一位嘉宾说到一次登山时在营地与妻子通电话，听到妻子说“你儿子会笑了”，他当即决定放弃冲顶，下撤回家与妻儿团聚。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价值观排序，对他来说，见证儿子展露笑容的价值高于登顶一座山峰。你爬或不爬，山就在那里，但如果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家人的陪伴，那些易逝的瞬间不会重新来过。
走进大山，或许我们只需要享受山峰的美景和它带来的新奇体验，而不必赌上生命中珍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