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说，边界不是国家的边界而是政治权力的边界，民族也是一种政治构造，总会诱惑人产生创造或抹去它的冲动。柏琳的《边界的诱惑》主题是南斯拉夫，这个我们耳熟能详却复杂得令人望而却步的国家。尽管如今它多以“前”出现，且除了那段大使馆被轰炸的屈辱历史外，我们对它的认知更局限于“塞尔维亚，我们的铁杆兄弟”等自我感动式的抽象范围。柏琳则以冷静客观的文笔，有条不紊地将这些独立多年却仍然火药味十足的国家之间的爱恨情仇，抽丝剥茧娓娓道来，且开篇便以一章“扫雷便签”，将斯拉夫文化专有名词与重大历史事件，以极其简练易懂的词条方式逐一列出。这对并不熟悉巴尔干半岛的普通读者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解惑方式。由此可见，这是为读者而写的作品，而非为学术而论的文章。
在结构上作者并未采用到访国家的时间顺序，而是以慢慢揭开伤疤的形式，从全身而退的斯洛文尼亚、走入恨意绵绵的克罗地亚、惨绝人寰的波黑（萨拉热窝）直至“历史的罪人”—塞尔维亚，令读者慢慢了解到南斯拉夫不止有“萨拉热窝围城战”、“克罗地亚狂想曲”和“巴尔干火药桶”的流血与冲突，还存在着在四周长达五年的炮火中如欧洲小镇风景画般安然度日的幸运儿。无论怎样从单一的民族结构、不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天然拥有独立语言来分析斯洛文尼亚，是如何以打了10天仗死了14个人从南斯拉夫独立，而最惨的波黑却经历了1425天的围城战，都无法否认它的全身而退更多是因为运气，因为米洛舍维奇本人并未将它看做“大塞尔维亚”版图中的重要一环。毕竟按当时的经济效益，斯洛文尼亚承担了南斯拉夫四分之一的GDP，它率先宣布独立无疑是对联盟的重创。但在那个民族主义优先的时代，无人理性看待经济发展，大家都一门心思地算计塞族、克族和穆斯林的地盘。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也幸亏如此。而作者也在与当地民众的交谈中，感受到这个很早就拥有自己语言的民族，在生活中最缺乏民族自觉感。一些人认为他们本该属于那个一眼就能望见的意大利，一些人声称他们更偏向于日耳曼性（这里曾被哈布斯堡家族长期统治），还有人考证出他们大概从来就不是斯拉夫人。谁不想向“富”而生呢，作为曾经拖着穷兄弟过日子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委屈是终生的，转身必然也是决绝的。而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不曾生活在那个年代，也不曾遭遇过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只能如作者引用彼得·汉得克的那句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如今克塞两国的紧张关系，让人很难再忆起实现“南斯拉夫大一统”理想的铁托是克罗地亚人。而团结斯拉夫各族雏形的“伊利里亚思潮”和南斯拉夫主义的最早倡导者也来自于克罗地亚。可与斯洛文尼亚“遗忘”般轻轻转身不同的是，这个严格考证来说与塞尔维亚同属一族，只因居住地不同而产生名称分别的国家，不仅带着恨意绝尘而去，还在分离后自创语言只为和塞尔维亚彻底一刀两断。而它所拥有的如同“维也纳之窗”的微缩景观般的首都城市萨格勒布，也在一片欧洲的做派下将南斯拉夫的痕迹与伤口掩埋于地下。我们普通人对克罗地亚的认知可能更多来自于每一届世界杯都异常拼搏悲壮的格子军团，他们显示出克罗地亚人的傲骨与反抗。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他们好战，为何一千四百年的历史里，仅有四百年是独立建国，甚至他们所谓的国王都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存在过。而克罗地亚也总在摇晃着世人的肩膀大声疾呼，他们属于欧洲，或者从没有不属于过。毕竟他们曾经作为奥匈帝国的前沿阵地抵抗过奥斯曼土耳其的侵占，但脱离表象来看奥匈帝国也是殖民者，只是因其欧洲的身份更受到他们认同。阅读本书后我才更理解乌格雷西奇在《狐狸》中对自己家乡的爱恨交加，也感谢柏琳耐心地从萨格勒布的广场雕塑、街道命名等逐一列举，引申出克罗地亚对自己纳粹历史中乌斯塔沙政权屠杀塞族人、吉普赛人和犹太人的暧昧不明与避而不谈。在这一点上，它像日本，但与其相提并列又有些不公。毕竟日本是主动侵略者，而克罗地亚，正如作者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只是为从南斯拉夫独立出来而被动地被纳粹政权给利用了。“不能让受害者也跪着”这一说法无疑代表了为什么克罗地亚“主动遗忘”了那段屠杀他族的历史。“一切都是德国人的错，我们只是又一次受骗了”。但作者也犀利地指出，这个国家之所以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仅有少数时间获得所谓真正独立，正是因为秉持着这种“抱大腿”思想并一次又一次地“受骗”。显然，这一路径依赖也为他们提供了道德解脱。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们至今保留着诸多纳粹遗产（不是以反省的方式）以及对任何关于这段历史的指责秉持着“为什么要我道歉”的委屈心态。这一多年的“受害者”思维也延续到了那场由它主动发起的独立战争。用“离婚”来比喻脱离南斯拉夫是一个相当经典的西方措辞，可让一切战争师出有名且令发起者占领道德高地。但它解释不了屠杀平民，于是就干脆避而不谈，只诉说自己的委屈。
但与欧洲“再婚”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美好，从过去南斯拉夫里的富兄弟到欧盟里的穷亲戚，克罗地亚发现当再也不用将钱划归给贝尔格莱德、波黑和马其顿之后，它也因失去买方市场而失业率居高不下。作者与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房东的对话，正应证了这样一个我们多少有点熟悉的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粉身碎骨的故事。过去是人情世故决定货物流通，即便铁托和斯大林交恶，贸易往来却从未停止过。毕竟社会主义兄弟就这么多，都闹掰了买谁的东西？可在全球贸易下，东欧商品不便宜却也不上档次的尴尬地位只会令其逐步走入消亡。斯普利特从过去的造船基地和制造业中心沦为今日的旅游胜地，如此还要感谢那位在此修建宫殿陵墓的戴克里先皇帝给他们托底。克罗地亚的分裂性不仅表现在严肃的内陆与慵懒的沿海，即便是同处达尔马提亚海岸线上的杜布罗夫尼克，这座曾在威尼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眼皮子底下建立起的拉古萨共和国，也毫无南斯拉夫气质。它在历史中的幸运与奇迹性堪比全身而退的斯洛文尼亚，依靠的却不是单一的族群和遥远的位置，而是从难民群体人口结构中继承下来的千年智慧—快发展，少掺合。它对秩序的严格要求和商业、金融、航运领域的天才运作以及外交上的斡旋手腕颇有些像现在的新加坡。如果不是自然灾害和一次对拿破仑的轻信，它大概能一直保持着独立王国身份直到第二南斯拉夫的建立。可作为克罗地亚的一部分，杜布罗夫尼克却还是在脱离南斯拉夫的过程中被围城了八个月。
但谁也没有波黑凄惨，因那场举世瞩目的长达1425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至今仍难以想象，在广场上打冲马桶的水和排队买面包都会被击毙的一千多个日夜里，人们是如何维系着他们的精神健康活下来的。毕竟，如今我们也有了三年的隔绝经验，虽然完全无法与之相比，却可以管中窥豹共情些许。就像克罗地亚人说的，他们总是在受骗上当。萨拉热窝的塞族、克族和穆斯林也一次次地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互相残杀。尽管他们如今惶恐地表示永远不会回到那样的骗局，三族轮流执政便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一种新新世界主义，人们不再谈及过去，只关心当下如何让生活过得好一点。但在作者看来，这并不代表民族的隔阂与仇恨彻底消失。纵然萨拉热窝担任着东西方分界线、多族混居以及宗教共存的典范，但从一个塞族导游被扔石头、被穆斯林妇女骂做“切特尼克”以及塞族与穆斯林很少到对方地盘的现实来看，这种表面的融合经不起任何民族主义风吹草动的涟漪，甚至连作者都嗅到了隐患的味道。诚然，“欧洲的耶路撒冷”赋予萨拉热窝一种神圣的悲凉感。他们也向往欧洲，而且最无可指摘，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也是由于他们在历史中付出的巨大代价，以至于对时事知之甚少的人一听到它的名字都会与战争、屠杀联系起来。他们向往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平静、富足的生活。在一个长年混居、几乎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混着不同宗教、种族基因的地方，却也曾是叫嚣“单一民族”思想钢印最深刻的所在。萨拉热窝无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哪怕维持着虚伪表面化的世界主义，也比过去那些泾渭分明的日子要好得多。不应该指责他们的“顺从”，而是警惕那些暴虐何时返场。
真的是因为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别才使得塞尔维亚与它的南斯拉夫兄弟隔阂日深吗？作者在贝尔格莱德感受到的也是我们通常印象中的南斯拉夫，天性喜欢战斗、非黑即白绝不妥协。或者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眼中，是一种容易走上极端的性格。在那场解体的内战中，六个同盟国有的全身而退、有的深受其害、有的险些全军覆没，但三十年后大家都试图将那段历史深深掩埋，连被打得最惨的萨拉热窝都在向前看，但贝尔格莱德却与其裸露的轰炸伤口被永远地留在了过去。不得不怀疑，不仅是无钱修复的原因，塞尔维亚也以深深地委屈展示着被世界辜负的破壁残垣。大家都恢复了秩序，只有这里，无序仍然是日常，是真相。对于一个平均每隔几年就发生战争的城市，贝尔格莱德如同骄傲的战士展露着他浑身的伤疤，但在物质文明飞快进步、技术爆炸屡屡实现的现在，如此中世纪的荣耀恐怕无人再会关心。如今提起塞尔维亚，世界更多记起它的穷困，而我们也再多赞颂一句友谊。但它却仍然没有逃脱命运的齿轮，西方、东方、各种站队和主义仍试图将其拉入怀中刻上自己的秩序。而它的领导人也如当年狡黠的奥布雷诺维奇一般在各方势力中灵活地闪转腾挪谋求发展。但塞尔维亚民众却累了，如作者采访的伊万，他的父母都死于北约轰炸，他只能苦涩地表示，他们不想重建家园，只想“浪费”生命，只因经历了那样的剧痛，他们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浪费。也许正是东正教对现实生活的无视和对精神世界的无限追求，造就了塞尔维亚总是希望成为凝聚兄弟姐妹的老大哥般的存在，希望他人接受自己的精神与理想。可这份“不合时宜”在过去又确实带领过世界前进。如当下大受追捧的“特斯拉”汽车，正是为纪念那位撕掉自己交流电发明专利，免费给世界使用，晚年却死于贫困的塞族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他说过一句颇为悲观的话“超乎想象的科技发展并不会导向真正的文化新生和新启蒙。恰恰相反，如今国家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人类对社会、道德和精神危机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