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胡达阿米亥和保罗策兰之间的亲缘性已经不需要再多赘述，两者同为流亡的犹太人，诗中也常引用或借用《圣经》。同时，两者就诗歌来看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已经数量可观。在已经发表过的本书评论中，就有可以参考的文章：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074520/
故本文的目的在于就事论事地看阿米亥的诗歌（当然是翻译之后的版本），表明为何尽管他经常性地流露出细致而微的人类情感，但仍然难以打动我。首先必须指出，阿米亥的宗教背景显然仅仅很好地成为了他的写作背景而没有完融入他的写作策略或手段。
简而言之，诗人洗练的语言和浓烈的宗教语境让作品呈现出显著的预言性质。然而预言性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产生预言的；另一种是解释预言的。前者的泛用策略是陌生化，后者则是“互文”的。阿米亥显然过分沉湎于当下的民族苦难中，同时又对既存的民族文化饱含无时不在的深情，再加上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于是乎他化身用诗歌来注释古老预言的当代先知形象。
这种迫切的对预言的解释过多地诉诸于诗歌语言的普遍性、宽泛性。他想要通过普遍经验来引发最广泛的共鸣，然而普遍不代表笼统。在这本集子的语境下显然这种区分是不够明显甚至是混淆的，而混淆的原因恰恰是选择了解释预言。
“流亡的犹太人”形象似乎是阿米亥不愿绕过也屡试不爽的主题。上文提到，诗歌中通用的解释策略是“互文”，阿米亥也不例外。他不断地频繁地调用历史和经籍文本来模糊当下的流亡，这样的好处是增加流亡的时间厚度，从而延宕出永恒的感受。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永恒是建立在稀释当下和在场的前提下的，也即读者甚至可以体验到诗中的情感与痛楚被（世界各地和历史各处的）他人所分有，于是这种感受成为了无人认领的重担——我们能体会，但我们不愿意。
另外，这种巨大的历史张力也难以在简短的诗歌中把控。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诗句呈现出一种怪异的侵略性，即使在充满温情的主题中也是这样。阿米亥表达男女间细致情感的诗中不少都呈现出带有过多历史，尤其是描述性历史的警示与说教。
诗歌直击人心的力量被抽空替换成了描述，普遍经验像教条一般成为非经验。尽管不少用词都充满陌生化产生的张力，但这样的张力也消解在了更大的非经验背景下。上文我提到阿米亥常常能写出细微的情感，这也是来源于只言片语的陌生化。这样的陌生化其实是在尝试摧毁作为日常的先验背景，取而代之即时的当下的无可替代的独特情感——也就是将先验替换为经验。这样的经验具有强烈的私人性质，于是传达便成为问题——即便不存在绝对的私人语言，但最通行的语言往往是那些保有最少个人特质的先验话语（或表达）。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在私人语言统摄下的陌生化诗歌体验表面上和“共鸣”这一行为背道而驰；而那些“大词”（阿米亥诗中频繁出现的“父”、“孩子”、“耶路撒冷”等一系列《旧约》与对《旧约》的化用）反而在常识的层面离所有人最近（即使没有宗教背景）。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诗歌的传达恰恰就在转折里：私人经验通过同样私人的陌生语言成功地到达读者。感人就发生在这样的“到达”的逻辑过程之前，或者说时间过程之后。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在回溯这样的情感到达时发现了一种经验在陌生语言中的转变过程。于是情感有了切实的锚定点，深刻的触动由此产生。
保罗策兰就更好好地运用了这种陌生化，尤其是发挥了德语庞杂而连缀的造词法，将一个陌生的词作为多个音节兀然地出现在诗歌中。或者再想想张枣《镜中》里的“皇帝”。同样是大词，同样也有关普遍的经验，但就是由于处在陌生的语境中，所以才传达了激烈到近乎纯净的感情。粗放地说，这是保有着预言形式的“故事新编”，这才是诗歌真正能够并且必须讲述出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