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攀登高峰的人，一半爱着自己，一半恋着湮灭。
没有哪座山值得我们奉上生命，这我知道。至于人类为什么要爬山，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无法简化，任何解释都不能述其万一。岩石、雪、冰、风暴和阳光对人类的存在漠不关心，兀自欢悦。 高山世界不过一方屏幕，是我们在其上投射出一幕希望、梦想、欲望和恐惧交织的舞剧。然而，在心与山之关系的背后与内里，住着一个谜，它总在那里，总是那么瑰丽。娜恩·谢泼德说“有无数秘密，在我和它之间暗自涌动…空间与心灵能够彼此渗透，直到双方的性质皆因此改变。”
这本书便是作者的一个尝试：尝试弄清人类与高山之间究竟“涌动”着何物，从而更改了双方的本质。
三个世纪之前，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在人们看来无异于疯狂。三百年间，西方对山峰的看法经历了一场巨大变革。人们曾经斥责的山脉特征渐渐被列入它们最为人称道的方面。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正统思想里，驯化的风景，那些被犁铧、树篱和水渠赋予了人间秩序的风景，才是迷人的。大部分人认为荒野可憎。山脉，这大自然最为粗率的造物，不仅无法耕种，在审美上也令人反感。此外，山脉也是危险的地方，山里总是住着充满敌意的超自然之物。
然而十八世纪下半叶，人们开始第一次出于精神需要去往山间，而非不得已为之；与此相应，兴起了一种对山地雄壮景色的感知。
到十九世纪后期，山脉开始对人心产生一种强大而往往致命的吸引力，这些雄伟山峰往往在一个个崇拜者心中成了执念。
今天，曾激励早期登山者的激情和态度仍然活跃在西方世界的想象中，甚至比以往更加不可动摇。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山峰崇拜已经司空见惯。陡直、凶险、冰冷——所有这一切如今自行转变为一种令人崇敬的地貌形式，它们的形象渗入了城市化的西方文明，这个文明越来越渴望野性和荒原，哪怕是经由他人获得的。
如今来思考这场如此剧烈的变化，就不能不想起一条关于风景的真理：我们对风景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也就是说，我们看风景时，看到的并非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我们赋予风景一些并非它们所固有的特质——比如野蛮、荒凉，又依据这些特质来评价风景。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解读风景，根据自身的经验和记忆，以及共有的文化记忆来理解它们的形态。虽然人们历来会以种种方式进入荒野来逃避文明或世俗，但他们事实上还是在透过联想这一滤镜来观察荒野，就像观察一切事物一样。
因此，我们称为山的，其实是世界上的物质形态和人类想象力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我们心灵之山。人们对待山的方式，与岩石、冰层这些实物几乎或者完全没有关系。山只是地理学上的偶然事物，它们不故意杀人，也不可以取悦人，它们所有的情感特征都是人类的想象赋予的。山和沙漠、极地苔原、深海、丛林，以及其他被我们浪漫化的风景一样，始终就在那儿。岁月流逝，地质与气候的力量渐渐重塑着它们的物理结构，而它们一直就在那里，远远超出人类的认识能力。然而，它们也是人类观念的产物，千百年来，它们也因想象而存在。这本书就试图勾勒出，人们对山的构想是怎样随时间流逝而变迁的。
所有人类活动都有一个特征：想象和现实脱节，山间正好将这个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石头、巉岩和冰块难以用手触摸，却很容易通过心灵之眼抵达；大地上真实的山，往往比心中的山更有抗拒性，甚至真实得致命。我们凝望着、解读着、梦想着和渴望着得山，并不是我们真正攀登的山。我们攀登的山坚硬陡峭，布满尖利的岩石和冰冷的霜雪；那里有极端的严寒，还有从高处俯视产生的晕眩，它是如此真实可感，让你胃痛、腹泻；那里有高血压、恶心和冻伤；那里也有难以言说的美。
地质学延展了时间，没有什么比它更能证明人类的无足轻重。如果山峰都经受不了时间的催折，一座城池、一个文明又怎么能有更大的胜算？
长久以来，人们对大地的概念缺少第四个维度——时间。有什么比山脉更加永恒，更无可置疑地存在于斯呢？上帝赋予它们起伏的姿态，它们会永远如此，天长地久。十八世纪之前，《圣经》创世说决定着人们如何想象地球的过往。
十七世纪，人们几次试图根据《圣经》给出的信息巧妙计算出一个确切的创世日，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谢尔的推算，认为世界于公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开始诞生。十七世纪最广为传阅的地质学著作——托马斯·伯内特《地球的神圣理论》（The Scred Theory of the Earth）在后世心中确立了山脉既骇人又撩人的观念。书中提出“蛋形世界”理论，认为创世之初，地球是一个光滑的椭圆形球体，就像一个蛋。这个蛋表面无暇，质地统一，并没有高山峡谷破坏它优美的轮廓。地球的“蛋黄”，即它的中心，充满火焰，围绕着这个蛋黄的是“一层一层环套的球体”。而这个蛋的蛋白是一个被水填满的深渊，地壳就漂浮在水面上。经年累月，太阳晒干了地壳，使它起皱断裂。在它下面，深渊中的水开始更加汹涌地挤压变得脆弱的地壳，直到那场致命的巨大泛滥——《圣经》中的大洪水——受造物者召唤而来。地貌中最凌乱又最有魅力的山脉，是在大洪水的巨大力量下被扭转而后堆积的地壳碎片，是人类罪恶的庞大纪念。
十八世纪中叶乔治·布封《自然史》，第一次将地球历史大幅延长。他认为《创世纪》所载的七天是一种隐喻，每一天都是一段长度不限的时代，估算地球有七万五千岁。这为地质学家着手发掘地球的真实历史创造了必要的时空条件，同时又守在尊重《圣经》的界限之内。
十八世纪后半叶，被誉为“古典地质学之父”的詹姆斯·赫顿的三卷本巨著《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相继问世。书中提出，我们如今居住的地球，只是一系列不计其数的轮回中的瞬息剪影；山脉海岸看似永恒，实则只是我们自己短暂寿命造成的幻觉。如果我们可以活上亿万年，不仅能看到文明的没落，还能目睹地表面貌的彻底重构。我们会看到山脉受侵蚀变成平原，也会看到新的大陆在海底形成… 赫顿没有给地球的年龄设限，根据他的观点，地球的历史可以向过去无限回溯，也可以向未来无限延伸。他著作的最后一句话流传后世：“因此，目前研究的结论是，我们没有发现开端的任何蛛丝马迹——也不知道终点在何方。”
地质学对大众想象力的一个重要贡献，正是地球历史这种无法形容的进深。正如伯内特在此前一个世纪提出的那样，登山不仅是一种在空间里向上的经历，也变成了一段于时间中回溯的体验。
掌握些许地质学知识，你就能在看风景是拥有一副特殊的眼镜…坚实的陆地成了变动不居之地，让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什么是牢固的，什么则不然。纵然我们以为石头具有抵御时光流逝的强力，可以拒绝时光的驱遣（比如石标、石牌匾、纪念碑、雕像），但事实上这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存在太过短暂无常。一旦置于更大的地质背景里，岩石和其他任何物质一样脆弱易变。
最重要的是，地质学明确挑战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让“此时此地”的感觉不再那么笃定。作家约翰·麦克菲将那种时间不再以日、小时、分秒为单位，而以百万年或千万年计的感觉，令人难忘地称为“深时”，这般富于想象力地体验把人类社会的瞬间压碎，碾成薄饼。思考着深时的广阔，你的当下就会全面崩溃，过去和未来以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把当下压缩成虚无，剧烈又骇人。而且这不仅是一种思维上的震惊，还是身体上的，因为一旦承认坚硬的山石在岁月销蚀下尚且不堪一击，就必然想到人类身体的转瞬即逝是多么可怕。
然而，思索深时又奇妙地令人振奋。诚然，你直到自己只是宏大宇宙中的一个光点，但回报就是你意识到自己确然存在着——尽管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但你的确存在着。
阿尔卑斯的魔法依然充满诱惑，向上吧，再向上，直到那不幸的行列，那受哀悼和惦念的人群，又添了名字。——弗朗西斯·里德利·海弗格尔，1884年
让猎人兴奋的恰恰是这重重危险，是交替出现的希望和恐惧，是这些感觉在心中不断搅起的紧张不安，就像这种刺激也会让赌徒、士兵、水手跃跃欲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它驱动着进山的博物学家，在有些方面，他们和捕羚人非常相似。——德·索绪尔《阿尔卑斯山之旅》
十八世纪中叶，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学说，革新了人们对荒野风景的看法，以及当时社会对恐惧的态度。这个影响深远的学说就是“崇高”（Sublime，一个意为“高尚”“高雅”的词），它偏爱混乱、强烈、灾变、硕大无朋、不和规则。这番动荡中涌现出一股对各类蛮荒风景的热烈的思慕，它们追捧海洋、冰帽、森林、沙漠，以及最主要的——山脉。
一七五七年，埃德蒙·伯克出版了《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主旨是解释他所谓“可怕的事物”在人心中唤起的种种激情。“无论何种东西，只要能激起痛苦、危险的念头，也就是说，只要是可怕的，与可怕的事物相关，或者以某种方式与恐怖以类似的方式发挥作用，就可作为崇高的来源，即它激发出心灵所能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情感。”伯克论点的核心是，这些崇高的景象导致惊恐，而惊恐是一种激情，他写道：“当它不那么迫近时，总会产生乐趣。”能联想到危害，却知道不会真的被伤害，正是这种状态产生出愉快的恐惧：不可能发生的事佯装出很可能发生的样子。
十九世纪头两年，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发明出一种他称为“新型赌博”的活动，并承认自己已经“入迷成瘾”。他选一座山，任何一座都行，爬到山顶，然后继续游逛，遇到“可能第一个可能下得去的地方”就下去，至于“这可能性持续多久，全凭运气”。这好比俄罗斯轮盘赌，山顶是枪膛，下山的路就是子弹和空弹。
一般认为，柯勒律治爬下“大看台”，是英国首次有记录的攀岩经历。他的攀岩开启了一个进山冒险日渐流行的世纪。人们渴望货真价实、主动寻获的恐惧，这渴望渐渐取代了“崇高”带来的更为文雅的愉悦。欣赏危险所需要的附加条件——如卢梭所说必须“身处安全的地方”——越来越不受重视，进山的冒险者增多了。山地提供了一个被危险撕裂的环境，很是带劲，你可以在那儿用充沛的艰难险阻考验自己。
这种以冒险为考验的理念尤其主宰了十九世纪人们对恐惧的态度。越到世纪后期，冒险的观念就越是和自我以及自知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当时，自然通常被比作敌人或情人，被征服或占有，视你如何看待它。纵然人们对矿业的荒凉孤寂警惕犹存，一种新意识确乎后来居上：荒野景观尽管危险严酷，却是一处考验的佳所，一个照亮自我的舞台。重要的是，直面荒野的危险和美，对个人品质不仅有揭示之功，还有提升之效。
山峰提供了一个可替换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重新将自己虚构成任何形象，它们是“游乐场”，在那里成年人可以和危险嬉闹一番。然而，无论你如何想象自己，想象山峰，都没关系，这风光还是可以杀了你。
冰川融合了两个对人们的想象来说特别刺激的概念：巨大的力量和恒久的时间。冰川和周遭的群山迫使人类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以不同的速度思考。
冰冻的瀑布和暂停的河流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一个平常绝对汹涌澎湃的事物却在此时变得绝对静止。也许，我们对速度日趋浓厚的执念，与心中的末世观有关，这是现代特有的观念，我们总是隐隐感觉大难在即，要么是冰（太阳消亡），要么是火（核屠杀）。
世界各国人民在同一个短暂瞬间开始疯狂渴望快速旅行，这多么奇怪啊。民谣里唱：“死人走得快。”难道我们都死了？抑或是某种地球行将灭亡的不祥预感，支配着我们迅速增加交通手段，以便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行遍这星球表面？——泰奥菲尔·戈蒂耶
雄奇的高山给你更宽阔的视野，顶峰的风景赋予你力量。可是从某方面说，它也在消减你。自我意识因为视野开拓得以增强，却也遭到打击——山顶凸显了时空的宏大与深远，相形之下自我如此渺小，倍受威胁。
这就是人类对高山持有的悖论：它提振又消减了人的精神。那些攀登高峰的人，一半爱着自己，一半恋着湮灭。
我们看待风景、对它们做出反应时，已然深受先行者的推动、指点和提醒，没有一场山难能脱离历史单独存在。我们也许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登山行为完全属于个人，但每个人其实都继承了一个复杂且多半隐匿的感觉王国：我们透过无数无名前辈来看待这个世界。伊弗林在高山上意外发现的乐趣，弗里德里希画中站在石崖上的经典旅行者形象，雪莱空灵的诗作，奥尔乔在勃朗峰上如痴如醉的感受——所有这些合力重塑了人们对高山的想象。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万千民众依然无力抵抗登山家兼作家乔·辛普森所说的“高山上诱人的宁静”：这就是登山运动那反向的重力作用，一种牵引你向上的吸引力。
未知的事物对于想象具有巨大的煽动力，因为未知是一片极富可塑性的幻想空间，一个投影屏幕，无论是文明还是个人，都可以往上面投射自身的恐惧和渴望。地图上那些空白的地方——政府约瑟夫·康拉德形容的，“那些令少年痴痴梦想的地方”——可以填进你想赋予它们的一切希冀和畏惧，是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所在。我热切向往山脊背后纯洁无暇的山谷，其实是向往自己那乔装打扮了的梦想，这梦想自然由一种欲望驱动，去无人踏足之处，做无人完成之事；这是深深根植于西方世界想象中的欲望：渴望优先，渴望创造。
也许预期和想象才是未知最理想的栖身之所。旅行、攀登、探险和发现只有在未来时态才能得到最纯粹的体验——在踏上目的地之前，在做出比较之前。
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为陌生的地方讶异，被新奇的事物震撼。在一定的思维状态中，从房子的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都能称为最高级别的探险。对孩子来说，家里的后院就可以是未知的国度。童年是一段“草叶、星辰、天上的太阳、地上的石头，万事万物皆奇妙”的时光。
向上攀登渐渐意味着追寻崭新的存在方式。在山里，体验是无法预知的，更为直接，也更为真切。高山是震慑身心之境，城市和平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在山里，你是不同的自己。
如罗兰·巴特所说，神话“凝练地”“摒弃了复杂的人类行为，给予它们简练的本质…它确立起无忧无虑的清晰：事物自身就显示出意义。”
大山的传说要了马洛里的命，但自去世起，他也成了这个传说的新要素，并且影响深远。他像无数前辈后人一样为高山险峰之爱献身，但这无损群山奇特而迷人的分量，反而为之增添魅力。
山峰似乎满足了西方世界日益强烈的想象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亲近大山，在山中找到强有力的慰藉。从本质上讲，山峰和一切蛮荒之地一样，挑战着我们极易陷入的自负情绪：世界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生活在人为安排、赋义、控制的世界里，忘了还有些自然之境对开关触发和表盘旋转无动于衷，它们自有运转节奏和生存法则。山峰矫正了这种遗忘症。大山展示出我们无计召唤的伟力，让我们面临难以想象的漫长时光，以此驳斥我们对于人造世界的过分信赖，也深刻质疑着我们存在的持久性和种种规划的重要性。我想，山峰让我们生出谦恭之心。
山峰也重塑着我们对自己的认识重塑着我们内心的风景。遥远的山地世界——它的艰险、它的美丽——赋予我们一种珍贵的视角，来审视生活中最熟稔、标识清晰的领地。它能微妙地重新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调整角度以明辨自己的位置。大山广袤而繁复，拓展了个人思维，同时又将它压缩：山让人知道自己思维广阔，难以计量，同时又深谙自己的渺小。
最根本，也最重要的是，山峰让我们对神奇事物变得敏锐。大山真正的恩惠，不在于提供挑战和竞争，供人征服或占有，而在于赐予我们更柔软却远远更为强大的东西：它让我们愿意相信奇迹——无论这奇迹是冰层下流水形成的黑暗漩涡，还是砾石数目背风面上茸茸青苔的轻柔触感。深入山地让我们对自然界最简单的往还重新充满惊奇：一片重量仅为百万分之一盎司的雪花轻轻落到摊开的掌中；流水耐着性子，在花岗岩面上刻出沟壑；石头不动声色地在岩屑遍布地溪谷中挪移。伸出手去，感受岩石上隆脊刻痕，这是冰川行过之处；阵雨过后，听听流水如何令山坡生意盎然；夏末时分，看看阳光遍洒辽阔风光，仿佛无穷无尽的洪流——所有这些都绝非无足轻重的体验。大山还我们以惊奇的能力，这无价的能力往往被现代生活滤尽；大山更激励我们，在寻常生活中也可以启用这一能力。
我不再觉得被飞雪围裹，却感到被它容纳，被它延展——雪落在广袤的大地上，我成了其中一部分。我想着大雪落在无数看不见的崇山峻岭之上，也想着，此时此刻，我只愿待在此地，哪儿都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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