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接着读《传统十论》，刚好深刻地体会到两个作者不同的视角。简言之，钱穆先生重在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安排形式上的先进面（虽然越往后这些先进性越淡薄甚至消失了），而秦晖先生则从文化实质结合制度形式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进而对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进程提出思考。
一、核心观点
对于《传统十论》，其中的几个鲜明观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儒表法里”的文化实质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大家总会想到的儒家思想。现在孔子学院等宣传模式，也传递了“中国文化源于儒”的暗示。但秦晖先生指出的即是，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儒”。
从史实上看，这个推断其实很好接受。虽然各朝各代声称尊崇儒学，但执行的行政体系全是法家那一套。而法家的核心就在于，将每个个体的人都完全纳入掌控之下。因此，行政体系的价值取向自然就深入个体生活中，久而久之形成文化内核。这就是“儒表法里”的意思。作者给出了非常多的证据证明“法”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核心，比如对宗族的打压、对私利的鼓吹、对奖罚的运用等，这些不一一展开。更重要的是，我读了作者的论述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我一直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西方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总有“奸猾”一词。好像中国人在哪里都很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干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但“自私自利”似乎更适应商品社会的生存，而中国历史上商业却一直很不发达。当然，我对这种刻板印象持怀疑态度。但曾经读卡波特的《冷血》时，看到美国一个小镇，在一次惨绝人寰的全家凶杀案发生之前，邻里之间非常友善（虽然空间相距很远），甚至没有锁门的习惯，我也非常震惊这种近似“桃花源”似的生活状态竟然真实存在于1959年的美国。现在，先不论那“奸猾”的刻板印象是否是事实，结合“儒表法里”的说法，我突然有点理解那种刻板印象的来源。法家对人的控制手段无外乎两种，赏+罚，能受控的人则要贪+怕，因此，鼓励人们自私，其实就是培养人们的贪欲和恐惧（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萧何假作贪污自保等，确实体现了当权者并不偏好“不自私”的人，尤其是有能力的“不自私”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无法被赏罚所控制啊！但正是这样的人，才是儒家所推崇的吧？）。秦法夸张到鼓励家庭中互相举报，让人们认为没有绝对可信的人。这种取向若落实到现在，或许确实会导致上述“刻板印象”。
“本位论”的社会结构
从本位的观念去看社会结构，这大概是秦晖先生的重要思想创造，也确实非常形象贴切，令人受益匪浅。他将社会中的权力主体大致分为三种，以国家为代表的大共同体；以宗族、村社等位代表的小共同体；个人。不同社会中，这三种权力主体的权力大小是不同的。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证明了中国传统小共同体非常不发达（国家，及大共同体通过种种手段制约了小共同体的发展），同时，个人权利不占主导（这恐怕无人反驳），因此社会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西方多数国家的贵族政治体系下，宗族等小共同体非常发达，个人仍然无权，传统上则是“小共同体本位”。
作者通过提出这样的理论，想要说明的是未来的发展路径。比如西方的个人通过联合大共同体推翻了小共同体的控制，然后再摆脱大共同体，即进入民主国家和现代社会。而中国社会特性不同，应当由个人联合小共同体推翻大共同体控制，再摆脱小共同体。但这里也抛下一个疑问，那就是社会的终点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所谓的民主国家、公民社会，民主、自由，是普适的发展方向吗？但对我来说，囿于学识疏浅，这些词的定义就是模糊不清的，或许从论述社会体制的著作里可以获得更多思想源泉。
二、实质与形式的较量
钱穆先生和秦晖先生对同一事物所持的观念也是不同的。比如对科举制，钱穆先生认为这就是中国古来选贤的传统，却是西方近代才吸收过去的经验。它在1500年前就给了普通人置身国家管理体系内的机会，这种“公平性”相当先进。但秦晖先生则批评科举并未选出贤（儒家），而是擢出能（法家），整个考试过程严密如冰冷机器，相当于把考生置于监狱中防范作弊，丝毫不考虑考生的人格，这种“公平性”似乎又太过了。看得出，秦晖先生更在意的是制度下所体现的内在价值取向。
但不能就此认为形式不重要。价值取向也是人基于事实的推断，只有事实越充分，推断才越准确，但过去之于现在的我们永远都不能完整把握。形式本身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体系，这个框架体系在初步执行的过程中往往是真的能发挥形式设定的作用的，但长久运行下去，就会受到执行中价值取向的干扰，虽然形式仍在，但很多细节已发生变化，效果可能就“变味”了。没有孰对孰错之分，这两者显然应该结合起来去看。
由此我也获得一些思考。近来“内卷”一词提得特别频繁，大家似乎越来越感到竞争压力。也曾听过一个说法，是西方人有时讨厌中国人移民，因为他们到哪里以后，哪里就变得“卷”了，西方人本来舒适佛系的生活突然就变得竞争起来了。说来也怪，大家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印象确实就是“努力”。为何如此，我所想到的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严密的法制体系非常早地给予了普通民众上升的通道，因此自古以来，大家就有努力可能有回报的意识。这种回报不仅是物质的，还是地位上的、权力上的（法家体系下，进入官僚体系就进入了大共同体），也就是说，要追求的就是成为不平等中的上等。而在西方的贵族政治下，管理阶层世袭，平民永不得翻身，大概就没有那种要跻身“人上人”的想法了。这样看，我觉得这种“内卷”传统倒是一直存在。
不过，似乎公认的是东亚国家都是努力的，包括中国、日韩等。日韩确实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深，但究竟是何种方面的影响？是儒家文化理论，还是法家实践精髓？如果是前者，那上述关于内卷的解释似乎就无法外推了。而关于后者，我对此并无更多研究，不是特别清楚，有待后续了解。
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共同点
虽然两本书的关注视角完全不同，论证色彩也有差异，但其实都在向人们传递一个观念：真正的洞见是站在摒弃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基础上的。尽管可能因为对史料的搜集深度、广度存在差异，导致分析视角和结论相左，但最起码，只有从史实出发，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
我印象最深的，两位先生所要极力批驳的对中国传统的刻板印象，对于钱穆先生来说是“皇帝独大专权”，秦晖先生则是“儒式宗族发达”。仅从结论上看，两位先生想强调的意思似乎相左：钱穆先生想要大家意识到皇帝其实是无法专制的，但秦晖先生则要大家理解皇帝对个人的控制力远超想象。但细看下来便可发现，两者所说的“控制”并不同。前者更强调“专制”的概念，视角仅仅落在核心行政体系中，讲这里面控制权的分配，并不关注被控制者（比如，皇权从法理体系上就受到宰相（政府）的牵制）。后者则把视角扩展到整个社会，把核心行政体系视为一个整体，讲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宗族根本不发达，完全起不到抗衡中央控制的作用，因此皇帝的触手可以直接、深入地触及百姓）。因此，这两种观点并不可简单比较。
相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小册子，《传统十论》显然内容更详实、论证更丰富，但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冲击感。茨威格做过一种描述，“一个人知识面越是有限，他离无限就越近，正是那些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不闻不问的人，在用他们的特殊材料像蚂蚁一样建造一个奇特的、独一无二的微缩世界。”“偏执”大多源于此。我想，无论何种领域，不断进步的人都应当是摒弃偏执，对新观念开放包容的。说来简单，想要做到也是极不易的，应当时刻提醒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