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人向的初步梳理，福柯的内容直接没有涉及（读之前就很期待，读完还是很受震撼，希望之后有时间能慢慢改这篇很粗糙的又很长的文，很多内容都是没怎么消化直接抄上来的，所幸大部分有注明出处页码……）
为什么中世纪的末期，近代的早期，数十万女性被当成女巫被屠杀处死，它是人文主义者和启蒙学者（往往是男性）言之凿凿的“封建迷信最后的疯狂反扑”吗？
本书作者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给出了否定答案，猎巫并非封建社会的垂死挣扎，而是由近代民族国家和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皇室）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恐怖暴力，黑死病肆虐后的欧洲人口骤减，底层工人吃的好了点工资多了点也经常反抗，为了发展经济，为了缓解人口危机，为了廉价劳动力，为了瓦解反抗，当局发动了对妇女的战争。
费代里奇批判了马克思缺乏的性别视角，用详实的材料证据论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过渡的16世纪到17世纪，女性是如何被剥夺知识、社会空间以及对身体的掌控，被当做女巫烧死，被女德，被圈在家里付出无偿劳动，沦为奴隶中的奴隶，这一切又是如何在父权制的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合谋中一步步付诸实践的。费代里奇认为，伴随着酷刑和压迫，以发展生产力为口号，实质是把生命转换为仅仅剩下劳动的“死劳动”。
“猎巫是一场针对妇女的战争；它是一个贬低妇女、将她们妖魔化并摧毁其社会权力的联合进攻。同时，正是在刑讯室和女巫死去的木桩上，资产阶级的女性和家庭生活的理想型才得以形成。”p255。
凯列班是莎士比亚晚年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尽管莎士比亚在剧中把他描绘为野性丑怪奸诈的奴隶，他作为反殖民的反叛者的形象却一直回荡在加勒比文学中，凯列班的母亲是女巫西考拉克斯，尽管她有着巨大的力量，能使月亮听她的号令，能改变由月亮控制的潮汐，西考拉克斯却只在剧中作为背景出现。在本书中，费代里奇将西考拉克斯置于舞台的中央。“她体现了资本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异端分子，治疗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在主人的事物中下毒并激励奴隶造反的奥比女巫。”p001。费代里奇揭示了那些被男性历史刻意抹杀遗忘的，女性从没停止的抗争。
圈地即把中世纪农民拥有广泛的公地commons，即草地、森林、湖泊、野生牧场等私有化，用栅栏围住农民的土地，推翻贫农的房屋。圈地并未提高农业效率和土地生产力，因为它没有增加老百姓的粮食，反而让他们面临两个世纪的饥荒。圈地解放的不是农民，而是土地和资本，让土地成为自由地剥削和积累的手段p096。
圈地和土地私有化浪潮对妇女造成的伤害最深，因为公地对妇女尤为重要。妇女拥有土地较少，社会权力较小，公地为妇女提供了地点和空间，她们得以召开会议，交换消息和意见，形成自身观点而非听命于男人。没有了土地，妇女在流动中，更容易面临男性的暴力，她们更难养活自己，越来越被限制在再生产领域。由于资本主义对公私领域的性别化的区分，家庭中的劳动不被认为是创造价值的工作，而被标签化为女性的自然本性，女性被剥夺了工资，被迫长期贫困，依赖男人。尽管如此，妇女广泛参与到反抗圈地的斗争中。“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大约10%的圈地暴动中都有妇女参加，有些则是全部由女性发起的抗议。”p093。
可以说，圈地也是女性知识的圈地，女性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圈地，女性共同的历史经验的圈地。
中世纪时，妇女地位也比较低，通常情况下的土地仍按父系血统传承，但也存在许多情况妇女继承并管理土地，尽管妇女被排除在管理岗位之外。虽然如此，妇女并不像后来的资本主义“自由”妇女那么依赖父亲或丈夫——领主的权威远高于他们，掌握妇女的劳动和社会关系，控制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婚姻、工作、性行为）。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家庭性别分工不那么明显，女性在土地上劳动，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
由于在中世纪，“社会集体关系比家庭关系更重要”，大部分劳动女性之间常常是一起合作，洗衣，耕地，纺纱，收割，妇女也没有被孤立，她的劳动没有被贬低。当商业和货币经济开始发展，领主开始用货币折现劳役、地租、赋税，封建关系更为契约化，并且加速了社会分化，由于被迫用金钱支付税金，大多数贫民陷入了长期的债务，不得不变卖土地。
妇女遭受货币化和商业化冲击最严重，女性越来越被剥夺本就不多的土地继承权，“到了13世纪，女性带头离开农村，成为农村向城镇移民最多的人群。”p030。大量的女性出现在市镇，生活困苦，做着低薪工作，她们担当小贩，女佣，妓女，包括外科医生，产科医生和教师，她们屠宰，零售，酿啤酒，治病，纺纱，教书。“1300年至1500年，在法兰克福有200种职业有妇女从事。在英格兰，85个行会中，有72个行会包含有女性。”p030。她们生活在城市底层，但对男人的依附降低了，她们可以独立生活或与其他妇女同居，形成新的社区。
在中世纪，妇女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也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各处一样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妇女的权力及其与男性的关系，都是她们的共同体与领主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在主仆关系中产生的变化所决定的。”p022。中世纪的庄园充斥着阶级斗争，包括诉讼、抵抗徭役、磨洋工、逃跑、起义等。异端运动也是其中之一，女性也是异端运动和各种反抗运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尽管面临血腥的镇压，她们拿起武器，从不放弃抵抗。例如鲍格米勒派与清洁派的运动，“他们拒绝生孩子，以免把新的奴隶带入这个‘苦难之地’”p039
关于古代无节制生育的想象往往是错误的，因为避孕和节育的知识一直存在，而且主要由女性掌握，晚婚、禁欲、节育也是底层表达抗议的手段。在中世纪社会，“由于土地有限以及行会对进入手工业施加的保护主义限制，无论是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不可能或不愿意生很多孩子。”p39。妇女在异端运动中有着社会生活和流动的自由，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她们用自己掌握的避孕知识，调制黑魔法避孕药水，控制自己的生育功能。而当局耶指责她们淫乱，夜间飞行，把儿童当做祭品。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黑死病带来的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锐减，对于封建领主和新兴资产阶级而言，人力成本显著上升，“在1350—1500年间……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00%，物价下降了33%，租金也下降了，工作日的长度减少了，社会也出现了地方自给自足的趋势。”p076。彼时的劳动阶级尚未经受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驯化，疾病带来的随时随地的死亡威胁让他们十分躺平，享受时光，大吃大喝，经常起来罢工罢租拒服劳役。“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土地上，务农每天的工资相当于一头猪或者一只羊的价格。”p056。性别工资差距也大幅减少。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贵族试图恢复奴隶制，批准进口奴隶（1366年的佛罗伦萨），或者颁布限制最高工资的劳动法（英格兰），结果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更多农民起义p053。
流传的资产阶级打着平等民主的旗号反抗贵族的形象歪曲了事实，在中世纪晚期，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结盟，并且联合起来镇压革命暴动，最显著的策略就是分化底层“把阶级对立变成与无产阶级妇女的对立。”p057。
当局拉拢最年轻叛逆的男性劳工，给他们任意强奸妇女而不受惩罚或只受最轻微惩罚的自由（例如14世纪的威尼斯，强奸未婚的无产阶级妇女，最多只是打一下犯人的手腕）。他们（年轻的工匠，富裕家庭的穷小子，男用人）谣传某贫穷女孩被富人包养了，于是在夜间十几人公开地闯进她的屋里实施性侵。强奸的合法化造成了强烈的厌女氛围，于是14世纪末，第一桩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开始了。妓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公开的制度化。“为了化解工人的抗议，皇室和市政当局开始将卖淫制度化。”p058。“公娼馆被认为是对异端教派性行为的解毒剂，是对鸡奸的补救措施，也是保护家庭生活的一种手段。”p059。
经常有这样的论调，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价格革命，源于美洲白银和黄金的源源不断的输入。费代里奇指出，这只是表面现象，首先物价在白银输入前就已经上涨，其次，黄金或白银之所以被当做货币而不是制作珠宝或造黄金屋顶，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独特地位：在这一世界中，统治阶级通过货币的力量削减劳动成本，一方面囤积居奇，另一方面扩大农产品出口，而农民由于无法获得土地，不得不购买曾经他们自己生产的食物。“1565年9月，在安特卫普，‘当穷人真的在街上挨饿时，一个仓库因为装了太多粮食而被压塌了’。”p097。价格革命，或者说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工资暴跌，食物价格暴涨，以及大饥荒“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它阻止劳动者组织起来，同时在定价和货物流动方面给予商人最大的自由。”p097。
工资暴降对女性而言更是灾难性的。14世纪，同样的工作，女性得到的工钱已经少的只有男性的一半，而到了16世纪中叶，降到了三分之一，而且此时男性的工资也被大幅度降低了。1480年到1640年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三分之二p101。这样的后果让女性无法通过雇佣劳动养活自己，于是卖淫现象剧增。
妇女的劳动不断受到贬低。妇女在中世纪独有的两种职业啤酒酿造、助产被剥夺。无产阶级妇女只能从事地位最低的工作，工资出奇的低，从来不够女性维持生计，甚至愈发的，她们被视为不应该出门工作，她们在市场上的工作毫无价值，缝衣服只能被看做料理家事，而男的做同样的事，则被视为“生产”，事实上，妇女甚至要为了自己工作而道歉。“现在，婚姻被视为妇女的真正职业。妇女无法养活自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p121。妇女工作的丧失，直接导致了卖淫大规模出现，中世纪晚期，妓女被官方以必要的恶的方式接纳，如今的新教改革和猎杀女巫，卖淫也被入罪，妓女受到浸水椅等严厉处罚。“同时，在16世纪的法国，强奸妓女不再是一种犯罪。”p123。贬低女性劳动的运动离不开底层男性的共谋，男性工匠也请愿、罢工，极度排斥妇女当工匠，因为资本家正以更低的工资雇佣妇女。而敢于反抗，走出家门，在市场上工作的妇女则被描绘为泼妇、女巫、妓女。
这一时期，肉食从工人的餐桌上消失了，中世纪晚期这个数字曾经达到每年每人100千克，从16世纪到18世纪，工人的主要开支都花在了购买面包上，荒年甚至买不起面包，费代里奇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倒退。无产阶级的斗争也由14、15世纪的争取“自由”和减少工作，退到了16、17世纪的争取基本的口粮。
在因饥荒爆发的暴动中，女性通常是发起者或领导者，因为她们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且比男性更难获得金钱和工作，更依赖廉价食物，受高物价影响最深。“伊夫-玛丽·贝尔塞研究了17世纪法国的31次食物暴动，其中有6次完全由妇女组成。”p10。当粮食上涨或有谣言粮食被运走时，女人们迅速走上街头，或者围攻面包店，或者伏击马车，尽可能的往裙子里装粮食。对女巫的审判频繁出现的“恶魔宴会”，表明平民吃肉的欲望也被统治阶级视为邪恶行为。
人口危机和经济危机让国家开始惩罚不婚不育，国家利用一系列方法管理生育，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扩张主义的人口理论，人口统计，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同步登场。新教摒弃了贞洁的推崇，对婚姻尤其妇女的生殖能力给予高评价，路德说“妇女拥有一个可以抵消所有弱点的美德：她们有一个子宫，他们可以生育”。重商主义者投资奴隶贸易，发明劳教所，断言懒惰是社会瘟疫。人被想象为国家的原材料、工人和饲养员。“到了17世纪，所有正在进行猎巫行动的国家也都在促进人口增长。”p294。
了阻止女性堕胎，确保女人源源不断的生孩子，国家开始发展对女性的间谍系统，监视并污名化未婚妇女，并且要求对妇女的每次怀孕进行登记，如果未登记而儿童在受洗前死掉，不管什么原因，母亲甚至会被判处死刑。大量的妇女因此被起诉以至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因杀婴儿被处决的人比因为其他罪行被处决的人要多”p115。最可笑的是，妇女第一次被承认拥有合法的成人的法律地位，是在法庭上被指控为女巫和杀童者。
国家对女性堕胎的恐惧而不是所谓医术不精，让男医生进入产房以取代产婆，于是新的理念诞生了，保孩子第一。在此之前，未来的母亲身边总是聚集了一个妇女群体，由女性自己掌握生育。随着当局愈发加深对女性身体的控制，这一女性群体被赶出了病房，而妇女掌握分娩习俗和自身身体知识的权利被残暴剥夺。到后来，产婆如果想继续执业，就必须成为国家的间谍以报告所有新生儿，发现非婚生子女的父亲，检查疑似秘密怀孕的妇女。长达两个世纪的暴力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妇女沦为繁殖机器，妇女的子宫“变成了由男人和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地，生育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p116。“避孕的入罪化从妇女身上剥夺了这种代代相传的、她们从中获得了一点生育自主权的知识。”p120。
在一系列的贬低和剥夺后，终于，无产阶级妇女成为男性工人在圈地运动中丧失土地后的替代品，成为再生产资料，任何人可以随意占用和使用的公共物品。“新的父权秩序被构建起来，使得妇女陷入了双重依赖：对雇主的和对男人的。”p127。妇女本身成为“公地”，只是不再是给予庇护与空间的公地，而是任何人可以剥夺的自然资源，任何人都可使用，就像呼吸和空气一样。
妇女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包括育儿生产下一代人），是工资奴隶制的前提和基础，是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自己的核心环节。
费代里奇认为，不仅是上层阶级，工人阶级男性也通过将妇女排除在有偿劳动之外，获得了更多的财产权利。在包出制的家庭工人中，尽管妻子与丈夫一起工作，但现在丈夫领走了妻子的工资。男性不仅从妻子的劳动和工资中获益，底层妓女也经常为工人阶级男性做饭、洗衣。
费代里奇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对再生产劳动的贬值和女性化，让再生产劳动的产品即劳动力得到不可避免的贬值，而这是资本积累的核心，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就异化而言，没有比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孩子相异化相疏离更深更暴力的了，“事实上，没有人能描绘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的身体与自己对抗时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而当妇女违背自己的意愿怀孕时，这种情况必然发生。”p119
“马克思从未承认生育既可以成为剥削的地带，也可以成为抵抗的场所。他从未想象过妇女可以拒绝生育，也从未想象过这种拒绝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p117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血腥残暴的原始积累只是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事实上早期阶段从未过去，“原始积累最暴力的一面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包括现在）如影随形……对妇女的贬低，在任何时候都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p004。
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涉及劳动力再生产和妇女地位变革的论述，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也完全忽略了猎巫这一国家支持的恐怖运动。费代里奇认为“原始积累不只是可被剥削的工人和资本的积累与聚集。它也是工人阶级内部差异和分化的积累。”也就是说性别，种族，年龄的等级制度是形成无产阶级和维护阶级统治的构成要素。
人们常常将资本主义生产效率的提高归功于劳动分工以及专业化，费代里奇指出与其他的分工和专业化相比，性别分工，也即一种劳动力内部分工，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是无可比较的。正是以自然劣势和男性对女性的“天然”权力，遮盖并无偿化了妇女的劳动，“使资本主义能够极大地扩大‘工作日的无酬部分‘，并利用（男性的）工资来积累妇女的劳动；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还促使将阶级对立转移到男女对立上。因此，原始积累首先是差异、不平等、等级与分化的积累，它使工人不但与彼此疏离，甚至与自己疏离。“而男性工人则同流合污，通过贬低妇女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实质也是一种”自我异化“。
尽管国家使用了暴力，对底层人民的身体的惩戒仍然遭遇了强烈的抵抗。18世纪早期的伦敦，执行死刑时，死刑犯的亲人和朋友往往会与外科医生的助手争夺尸体，因为后者会将其用于解剖学研究，而人们对解剖充满了恐惧。民间流行的观念认为尸体有魔力，可以在死后继续存活，可以复活报复活人，尸体也有治疗的功效，因此会有大批的病人聚集在绞刑架旁，期待摸一下死者的尸体，就像摸一下国王的身体。解剖身体在当时被视为比死亡还更大的死亡，更大的耻辱。
“在16世纪的欧洲，每一个解剖学蓬勃发展的国家，当局都会通过法规允许将死刑犯的尸体用于解剖学研究……不仅是那些被处决的人，而且那些死在医院里’最低劣‘的人也留给解剖学家。在一个案子里，为了满足学者的要求，无期徒刑被改判为死刑。”p216。
17世纪流传着两种机械哲学，笛卡尔的“自律式”和霍布斯的“他律式”。前者认为纯粹的机械的身体，可以形成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个人机制，从而形成自愿的工作关系和基于民意的政府；后者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身体必须被从外部控制，置于国家的绝对权威之下p199。笛卡尔认为身体没有主动性，只能被动的，非资源的，身体只具有惯性，人的本质是可思的能动的灵魂，思维的头脑和身体机器从不是平等的二元，而是君王与仆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笛卡尔的人的模型与同一时期日益集中化的国家管控模式相协调，“当国家的任务变为统治社会机体，心灵在新的人格中成了最高统治者。”p199。这一身心二元等级论，也为资本主义需要的工作纪律提供了理论前提p200。霍布斯的生物一元论则反对非物质的灵魂的假设，他把人的行为理解为“集合了所有精确遵循自然法则的反射行为，并迫使个人不断地争夺权力和对他人的统治。”p204。
为了研究人的机械性，笛卡尔热衷于解剖动物，他还认为动物不会感到疼痛，笛卡尔的学说也让同时代的科学研究者对解剖带给动物的痛苦不再敏感，“他们对于打狗全然无动于衷，还取笑那些怜悯动物并感同身受的人。”p217。
与笛卡尔的广受推崇不同，霍布斯的理论被同时代人视为可耻的，而二者之间的冲突最终合流：民主的自我控制在国家权力的集中化背景下实现，外部君主的控制也即自我的控制，代表心灵的君主集中控制着社会的机体，而内在的心灵则控制着个体的充满欲望的不服管教的身体。
费代里奇认为，“自我”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诞生，自我与身体完全分离对立，身体即自我的他者，即一种外部的现实，供资本主义工作纪律来评估、发展、遏制，以获得预期的结果p206。“当无产阶级成为一具‘身体’时，身体也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弱小的、非理性的女性或’狂野‘的非洲人。他们单纯是被其功能上的缺陷，即作为理性的他者来定义的并被当做从内部颠覆的行动者。”p207。
弗朗西斯·培根哀叹说：“魔法会扼杀勤劳”。费代里奇认为，中世纪的魔法信仰即拒绝工作，是底层反抗奴役的武器，而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无法相容。在17世纪的统治者看来“魔法信仰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不服从的一个根源”p193。魔法相信每个元素都有着与其他元素交感的能量，魔法排除了劳动过程的规范化，隐藏的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可能，魔法阻碍了工作纪律的建立。魔法把宇宙想象成活的有机体，并规定了与线性时间空间完全不同的时空观，“现代企业家如果要把规律性的工作模式强加给无产阶级，怎么可能相信有幸运和不幸的日子，即有的日子可以旅行，有的日子不应该离开家，有的日子可以结婚，有的日子应该小心避开所有的正事？”p193。
预言作为一种魔法，也不只是宣扬宿命论，因为穷人可以借由预言，将自己的欲望外化，激励他们的行动（可能类似于中国农民起义总要借助一些谶语，像是石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近代的历史，就是理性战胜魔法，概率计算战胜预言的过程，而概率计算之所以有效的前提是整个系统的可预测性。针对魔法的恐怖运动也得到了科学理性主义创始人的赞扬，包括恶魔学家让·博丹、马兰·梅森、牛顿的老师伊萨克·巴罗，霍布斯也支持惩罚女巫，他认为如果这些迷信被破除，男人就比女人更适合公民服从。在这样的背景下，堕胎和避孕被视为女人用魔法进行的犯罪。“女巫和其他施展魔法者死于其上的刑柱与酷刑被执行的房间，构成了一个实验室，用以积累大量社会规训和获取大量关于身体的知识。”p195。
实施魔法的人，实行魔法仪式的人总是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穷人，他们借此试图避免更可怕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工作纪律必须拒绝万物有灵，不可预测的魔法。“最重要的是，魔法似乎是一种拒绝工作的形式，不服从命令的形式。一种基层抵抗权力的手段。世界必须’祛魅‘，才能被支配。”p240
尽管统治阶级一直担心底层人民用魔法和语言反抗，“’迷信‘的中世纪并没有迫害任何女巫；’巫术‘这一概念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形成，而且在’黑暗时代‘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审判和处决，尽管魔法渗透到日常生活中……”p227。直到15世纪，巫术才被宣布为一种异端，是对上帝和国家的罪行。16世纪中叶，正是伴随着西班牙侵略美洲的几十年，“被当做女巫审判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迫害的主动权也从宗教裁判所转移到了世俗法庭。”p228。
有别于刻板印象，猎巫并非是民众自发的，猎巫需要大量的官方组织和管理，也需要花费大量财政资金，猎巫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实行的政治运动，是当局将恐惧散布到民众内部，“甚至在无法证明巫术损害了人和物的情况下，女巫也要受到惩罚。”p234。
猎巫是教会与国家的合谋，教会设立宗教裁判所，发起了几个世纪的厌女运动。而在猎巫的高峰时期，大部分的审判由世俗法庭完成。费代里奇认为“猎巫是欧洲新民族国家的政治中首个团结一致的领域，是宗教改革带来分裂之后欧洲统一的第一个例子。因为猎巫跨越了所有国界。”p232。
“被审判的不仅是离经叛道的妇女，而且是妇女本身，特别是下层妇女。”p254。大多数被指控女巫的是贫穷的农妇，而指控者往往为她们的雇主或地主，随着迫害的深入和对女巫的恐惧在民众中扎根，邻居也开始指控女巫。女巫往往是贫穷的寡妇，乞讨的妇女，穷困年老的妇女，魔鬼向她们保证“她们永不匮乏”，尽管魔鬼给的钱往往立马烧成灰烬，隐喻了当时普遍的超级通货膨胀，女巫的“罪行”包括“邪恶之眼”，乞讨被拒后施加诅咒，拖欠租金，要求公共援助，无疑又是阶级斗争的隐喻。因为乞讨奶酪而被拒绝后让公爵瘸了腿，因为化缘酵母被拒，于是邻居的孩子的病情更重了等等，猎巫在“过得好一些的人”对“下等人”的恐惧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底层人有愤怒有不满有邪恶，因为他们正在失去一切。女巫经常被儿童指控，被指控的女巫大多数为无产阶级妇女，而指控她们的儿童往往为她们雇主的孩子。
猎巫也与经济危机同时发生，“正是在价格大涨的时期（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了最多的指控和迫害。”p240。而这又伴随着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也往往是妇女发起和领导。在赛文山脉，成千上万的农民发动起义失败后不到20年，同一地区的大批妇女被送上了火刑架。在意大利历史学家穆拉罗关于16世纪阿尔卑斯山的女巫审判研究著作中《游戏中的女士》中，提及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女孩和婆婆在山上，看到远处的大火，婆婆喊快跑，这是游戏女士（即女巫）的火，而同一地区的1525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诉求包括取消什一税，自由狩猎和选举牧师，城堡和修道院神职人员的房子被烧毁，但起义遭到残酷镇压。穆拉罗认为，有理由推测，游戏女士是那些起义者秘密聚会所诉诸的古老传说，以守护秘密不被发现。“如果女巫有秘密，这可能是其中之一。”p243。
猎巫运动剥夺了妇女的知识，女巫是村里的助产士、医生、占卜师或女魔法师。戈斯坦萨是托斯卡纳的小镇里的治疗师，她成为寡妇后，因为治疗方法和驱魔能力远近闻名，她与侄女和两个寡妇住在一起，邻居也是寡妇，常为她提供香料。戈斯坦萨在屋里接待客人，也去任何需要她的地方，给动物做“标记”、看望病人、帮人报仇，她用天然油脂和粉末，通过交感和触摸身体进行疗愈和保护。戈斯坦萨非常受人欢迎，大家都去找她治病、算命、找丢失的东西、购买爱情药水。但1594年她被当成女巫审判，当局忌惮女巫的力量和社区文化中的根基，即便是“好女巫”，即便魔法没有明显伤害别人，也要被判处死刑。“随着对民间治疗师的迫害，妇女被剥夺了她们积累下来并世代相传的关于草药和治疗药方的经验知识的遗产，从而为一种新形式的圈地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专业医学的兴起，它在’下层阶级‘面前竖起了一睹不可挑战的科学知识之墙。”p278。
费代里奇认为因为猎巫，魔鬼的形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世纪的魔鬼是邪恶的存在，是不成功的坏人，力量很小，几句圣言就足以打败。他也是熟练的工人，尽管收取报酬时经常被骗。文艺复兴时期的魔鬼是被召唤的下属，像奴仆一样按主人的意愿执行任务。而到了过度时期的猎巫运动中，妇女被描绘为奴隶，是淫妖，而魔鬼则是她的主人、皮条客、丈夫。“猎巫行动引入了一个单一的魔鬼，以取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魔鬼，而且是一个阳刚的魔鬼。”p257。
猎巫人执着于把女巫描绘为不敢反抗魔鬼的奴隶，对魔鬼绝对服从。猎巫神圣化了男性至上，唆使男人害怕女人。女巫可以控制男人的生殖能力，按自己的意愿，让阴茎伸缩，阉割男人或者让男人阳痿。“有些女巫偷了男人的阴茎，把他们大量地藏在鸟巢或箱子里，直到受到胁迫才把它们还给主人。”p258。每个女性都可能被指控为阉割男人的女巫。这种宣传是成功的，因为尽管有个例的儿子、丈夫试图从火刑场拯救自己的女性亲属，但除了一个巴斯克地区的例外以外，再没有男性组织起来反抗的记录。男人认为罪有应得，或是害怕被牵连其中，多年的宣传和恐怖让男女互相疏远，打破了阶级团结，破坏了底层民众的集体力量。通过猎巫运动，统治阶级有效压制了无产阶级。“他们唆使那些被掠夺、被贫困化和被定罪的男人把自己个人的不幸归咎于阉割男人的女巫。”p261。
妇女的性欲也变成了恐惧的对象，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恶魔般的力量。女巫被认为从事堕落的性行为，与魔鬼交媾或群交。女巫也被指控让男人产生了过度的性欲，于是男人陷入不正当关系，便可以声称自己被施了魔法而免罪，或者有的家族不认可某个女性，就指控她为女巫，以此终止他们儿子与该女子的关系p261。
猎巫运动让所有非生产的，非生殖的女性性行为，都视为反社会的恶魔行为，并予以禁止，以转变为干净床单上为男性服务的洁净性行为。p264。老巫婆骑着扫帚飞行象征着无节制的欲望，这一形象“剥夺了不再有生殖能力的’老而丑‘的妇女性生活的权利。巫术是无权者的武器。社区的老妇人被认为具有知识，保存了社区的记忆，而猎巫运动颠覆了老妇人的形象，把她们变为了不育和敌视生命的象征。p267。“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性恋在欧洲一些地方依然是被完全接受的，然而在猎杀女巫的过程中它们被清除了出去……死基佬（Faggot）一词提醒我们，同性恋者在那时是指烧死女巫木桩的引火柴。”p270
猎巫结束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规训得以完成，统治阶级的霸权得到巩固。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统治阶级开始失去对猎巫的控制，被自己的镇压及其攻击。“当火焰越发接近那些享有高官厚禄的人的名字时，法官们对供词失去了信心，恐慌也随之停止……”p282。“在法国，最后一波审判也带来了广泛的社会混乱：奴仆指控他们的主人，孩子指控他们的父母，丈夫指控他们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决定进行干预，柯尔培尓将巴黎的管辖权扩大到整个法国，以结束对女巫的迫害。新颁布的一部法典中甚至没有提到巫术。”p282。
随着猎巫结束之后产生的是18世纪广泛的“普通犯罪”如破坏财产等。巫术颠覆性的潜力被摧毁后，魔法实践也可被允许继续存在，巫术魔法再也不会威胁到统治的根基，仍有许多妇女继续通过算命、预测未来、出售符咒养活自己。当局不再对检举女巫感兴趣，而是视为无知的产物，18世纪的启蒙知识分子甚而改写猎巫的历史，认为其为中世纪的迷信。“然而，女巫的幽灵继续萦绕在统治阶级的想象中”p284，比如巴黎公社的女社员被妖魔化为纵火犯，“和女巫一样，女纵火犯被描绘为一个年长的女人，有着野蛮的外表和未梳理的头发。她手中拿着的容器装着用来实施犯罪的液体。”p284。
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带来的不仅是人口锐减（殖民毁灭了95%的原住民人口），为了让美洲更好的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殖民者还出口了种族和性别的等级制度：殖民者包括耶稣会会士震惊于印第安人缺乏财产、权威、男尊女卑、拒绝处罚孩子的概念，教导原住民男人领导一切，女人需要管教，对孩子也要棍棒教育，“因努人之所以得接受男性至上的训练，是因为法国人想向他们灌输私有财产的‘本能’，从而让他们成为毛皮贸易中的可靠伙伴。”p149
与原住民的遭遇不同，在种植园中，废除奴隶贸易前，非洲男性没有对非洲女性的控制权，妇女被要求像男人一样干活，却获得食物更少，更易遭受来自主人的性侵犯，她们遭受了更严酷的惩罚，包括性的惩罚，怀孕以及对她们胎儿的伤害。1807年奴隶贸易废除后，种植园主转向繁殖奴隶的政策，这使得妇女更容易受到性侵，妇女无法免除田间劳动和其他痛苦，然而种植园主控制生育的政策没有成功，因为出生率仍然很低，费代里奇认为有重要的原因是妇女拒绝生育的反抗。废除奴隶贸易后，加勒比地区的妇女把自己变成半自由的商贩，参与岛屿食品市场的扩大，也与白人无产阶级妇女合作，建立了庞大的买卖关系网络，逃避殖民当局的法律。到十八世纪末，加勒比妇女甚至垄断了岛屿市场。“尽管当局多次试图限制她们的权力，她们还是以自己的决心建立了奴隶社区，并发展了岛屿经济。”p152.
墨西哥、秘鲁等各地也都出现猎巫，包括酷刑、鞭打、火刑，“在殖民地，也是女性更容易被指控为女巫，尽管被欧洲人尤其蔑视为意志薄弱的女性，她们却很快成为最坚定的社区捍卫者。”p274。而魔鬼被越来越描绘为黑人，他们被认为都有着一场的欲望和性能力，“根据历史学家布莱恩·伊斯利的说法，这种对黑人性能力的系统性夸大暴露了有产白人男子对自己性能力的焦虑。白人上层阶级男性害怕与他们所奴役的人竞争（他们认为这些人更接近自然），大概是因为他们由于过度自我控制和审慎推理而感到性能力不足。”p274。费代里奇认为，妇女和黑人遭受的过度性化也与ta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相关，她们被定义为兽性和非理性的，于是他们受到的剥削压迫便是自然的。
欧洲妇女的遭遇和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方面，猎巫和崇拜魔鬼的指控被带到新大陆以瓦解当地人的抵抗，另一方面，正是美洲的经验让欧洲当局相信整个女巫群体是存在的，促使他们在欧洲采用从美洲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灭绝技术。p273。此一观点和证据来自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帕内里托对恶魔学家引用印第安地区报告的研究。p322。
“西班牙征服前的美洲妇女有自己的组织，有社会认可的活动领域。虽然不能与男人平等。”p316。她们是陶工、草药师、治疗师和女祭司。西班牙人带来了厌女的信仰，他们接管公共土地，剥夺社区女性对土地和水的使用权。在殖民主义经济中，妇女沦为用人为牧师、皇室官员工作，或是在劳役作坊做织工，在矿场，妇女和儿童除了为男工准备事物，也被迫做矿工。西班牙人解散了一夫多妻制，但发生了普遍的侵占、强奸、公娼。殖民者对原住民妇女发动了同样残暴的猎巫，被捕的安第斯妇女被诉与欧洲妇女同样的罪行，与魔鬼契约和交配，使用药膏，空中飞行等等。尽管如此，将安第斯妇女与其他社会成员隔绝开的的目标没有实现，安第斯女巫被视为革命同志，因为她们的抵抗，古老的宗教也得以保留。妇女指挥并商议了所有重要的反殖民起义，“在瓦哈卡，妇女在人民起义中的存在一直持续到18世纪，当时每4个案例中就有一个是妇女领导了对当局的攻击”。p320。
美洲种植园制度，不仅积累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建立了工厂制的雏形，还预示着通过全球化削减劳动力成本的做法，也预示了这样的现象：正是第三世界无工资或极低工资或生产的廉价商品，降低了欧洲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使得当局得以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
凯列班作为拉丁美洲反抗殖民化的象征是值得玩味的，因为凯列班只能学习主人的语言来诅咒主人，在反抗中依赖主人的工具，他还被欺骗，相信解放的可能可以通过强奸或移民到新世界的机会主义白人无产者实现，把他们当神来崇拜，而作为暴风雨背景中出现的他的母亲西考拉克斯，那位“强大到叫月亮都听她的话，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的女巫，“可能教会她的儿子欣赏本土的力量——土地、水、树木、’自然的宝藏‘——以及那些经过几个世纪的苦难至今仍在滋养解放斗争的共同纽带。”
猎巫从未被掩埋在历史之中。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猎巫作为剥削底层妇女的手段仍在发生，“20世纪90年代在北德兰士瓦省，数十名妇女被猎杀，大部分是老人和穷人，仅在1994年前4个月就有70人被烧死。”肯尼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在20世纪80、90年代也有猎巫的报道，只是很少在欧洲和美洲得到报道。费代里奇认为，这是新一轮原始积累的标志，土地等公共资源不断私有化、女性的大规模贫困化仍在当下发生。
费代里奇在尼日利亚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90年代的尼日利亚，当世界银行要市场经济，国家又开始控制女性节育，让厌女和歧视大行其道。费代里奇认为，每当资本主义遇到危机，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启动新一轮“原始积累”即大规模殖民和奴役，以及降低劳动力成本，剥削妇女和殖民地人民。如本文译者所言，“资本的时代总会将不融于统治秩序的女性作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社会变革，都凝结了普通人以生命为代价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