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考试的即兴应答，在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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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中的女主人公，路易莎，一出场便作为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业角色，与战场前线的士兵杰克通信，互诉衷肠，开始了隔空的恋爱。在杰克给路易莎的信中，路易莎始终与“图书馆”相连，作为秩序、和平与安定的理想的投射物，安放了战争的恐惧与漂泊的情绪。在这场信件往来的恋情中，路易莎投入的却是真实的爱情，即便她从来没有见过男子的样貌。但是在杰克的表白中，路易莎个体的真实始终被抹去了。这其实是男性传统的浪漫小说之通病。
西班牙流感中，医院、教堂都大规模关闭，然而路易莎却坚持着开放图书馆等待着恋人的归来。而在吉姆眼中，这是以一种坚守秩序的永恒姿态应对战争、瘟疫、灾难与流变。吉姆对此感到钦佩，路易莎也因此而变得更有魅力。但路易莎坦白承认：“不闭馆的原因没你想的那么高尚。”她不过是在等待恋人的归来。在这段日子里，路易莎并未投入于阅读，书籍在她看来像是一团败絮。书籍与图书馆与路易莎并非浑然一体的存在，一切不过是杰克与吉姆一厢情愿的建构。
杰克的归来伴随着婚讯，接着路易莎与吉姆的恋情，准确来说是性爱关系。在与路易莎谈到杰克时，吉姆说：“沉溺于这种游戏的通常是女人”，这典型的男权的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表达，一语道破了路易莎与杰克的恋情的悲剧原因，同时又以“一切男人皆如此”的口吻稀释了悲痛——他还能怎样呢？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阿瑟出场了。他的身份是家族企业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图书馆的捐赠者。他与路易莎的婚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图书馆的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经济上仍需依附他者，才能保证自己的运行。图书馆与地方企业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了“捐赠者—受赠者”的对立结构，这种结构是我们熟悉的：传统男性与女性的施受关系。阿瑟似乎并不热爱阅读，他享受的是战后图书馆中不变的肃穆与秩序，感动于来来往往成年人阅读的专注，向往图书馆承载的文化意义。他也选择投入战后的文化建设中来，并且以施恩者的姿态转变为“公仆”，可以说这是他选择路易莎结婚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爱路易莎。
但这是否代表了我们要把这段婚姻纳入这种经济与文化的象征结构中，与时代背景、历史话语紧密结合加以考量呢？门罗在小说结尾突然将读者召唤回一切故事开始的地方。多年以前，路易莎去应聘图书管理员的那个下午，路易莎觉得，“她很高兴能有全新的开始，这平和了她的心情，让她心怀感激。她曾有过全新的开始，虽然结果并不如她所愿，但她相信这样随性的决定、这不可测的扰动，以及她不平凡的命运”。一切的故事，都始于生活的偶然，每一次“全新的开始”，都不过是偶然的决定，并不代表某种宏大的规划、因果与启示。她不过是厌倦了眼前的工作，不过是对信中的男性动了心，不过是想拥抱全新的生活。或许只有拆除了历史话语与象征结构，我们才能看到一位女性真实的爱情与生活——平静的、自主的、投入的、充满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
门罗打乱了故事正常的叙事结构，将开头放置于结尾处，用一切的偶然性为故事收场，又颇有种轮回的意味，也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温暖的色调。路易莎成为图书管理员只是一种选择，她可以经历任何一种人生，个体与家国命运之间不具有任何一种必然相连的关系。拆去一切时代的话语与因果的叙事，才能看到个体向外打开的真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