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一天的深夜，我突然想看看耍猴视频，B站搜索未果，知乎查找一番在评论区找到了一个纪录片和这本书的推荐。我看过之后同样想推荐给友邻们。
– 由于本人也来自底层，并且生长于华北平原，所以其中的一些内容并不陌生。
– 书中写了多处耍猴人受到的歧视和刁难，有不少都被记者帮忙化险为夷了，原因就是看到记者打扮不俗且带着相机。如果你留心观察，底层生活中以貌取人还是很常见的，并且“取人”部分执行起来不是向上走“敬人”，而是去看人破破烂烂就“踩人”。
– 但是仔细想来，欺负他们，刁难他们的那些人也都是来源底层普通人民。毕竟他们也接触不到高阶层，所以很难引起直接利益冲突。他们只不过比耍猴人更早一些来到这个地方工作或生活，有了轻微的一些“权力”。这就是这本书中展现的“底层互害”。
– 从他们作为底层人民走遍全国的受欺负经历来看，能明显感觉到东西部差异以及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异。虽然城市有规定，有管理条例，但具体如何执行，被怎么处理以及被打的严重程度能相对还原作为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体验。这能辅助我们挑选更公正开明效率更高的城市生活。你应该挑选去坏人比例更少，好人比例更多的地方，而不是期待坏人变好或者变少，这个过程很漫长，因为坏人也要过一辈子的。
– 虽然底层生活不容易，但好人依旧多。他们也得到过不少热心人的帮助。但我对此有自己的看法，除了一部分人是真的心地善良热心肠外，可能不少人都没机会去“变坏”。在底层当坏人的成本是很高的，由于你生活的区域有限，当了坏人会让你寸步难行。另外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大大降低做“好人”的成本，而贫穷会把人逼疯，会让人铤而走险，会让人仇视社会的。杨林贵的弟弟就日常表达过多次“如果给我个官当当，我也能当官”的说法。而且两次表达有一定时间跨度，记者不是全年记录，可见来源底层的他对生活也有种种不满。所以就让我想到了“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说法。贫穷才是万恶之源。再次恭喜各位在2020共同见证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开启消灭贫困之后的生活。
– 投资不过山海关，文中耍猴人显然不清楚东北的威力在哪里。
我更感叹的是作者全书更多是作为一个记录者，没有加太多评价和引导，只是还原真实情况。想知道牡丹江的那几位公职人员现在还好吗？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终于到了成都 广元编组站后面是一些低矮的平房，和站内的铁路没有隔开，杨林贵他们就在这里埋锅做饭。因为牵着猴子，附近的居民也被吸引过来了。做饭时用来支锅的砖头是向附近民房的主人借来的，有人拾来柴草烧火，杨海成拿着锅去附近的居民家接了一些自来水。杨松和杨林志两人到附近的菜市场买来一些挂面和青菜，看来今天这顿饭就是清汤挂面了。他们这架势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有个带着孩子的人还借此教育起自己的孩子来，说：“娃崽儿，你看看，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和他们一样耍猴子跑江湖啰！” 保安告诉我，广元车站有一帮地痞流氓，在这一带很是猖狂，当地政府管理机构都不敢惹。保安希望我能在这里采访一下，给这些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曝曝光，让公安机关来治治，整顿一下广元车站的治安秩序。
成都街头耍猴 1978年7月，在东北吉林，村里的耍猴人戈某在场子外面向看猴戏的人要钱时，一个年轻人斜看了他一眼，用手在裤裆里掏了几下，拿出来几根毛说：“给你个鸡巴毛你要不要呀！”
本人点评：数据分析
“我们耍猴的规律是上午到城市边缘，下午再逐渐进入市区。因为上午城里的管理部门刚刚上班，人都很有精神，管得严，到中午的时候，这些部门的人都去吃饭喝酒了，下午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没那么精神了，管得就不太严了，我们这些人和社会打交道的经验，比上过大学的人都多。”杨林贵说起来很自信的样子。
“我们耍猴的规律是上午到城市边缘，下午再逐渐进入市区。因为上午城里的管理部门刚刚上班，人都很有精神，管得严，到中午的时候，这些部门的人都去吃饭喝酒了，下午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没那么精神了，管得就不太严了，我们这些人和社会打交道的经验，比上过大学的人都多。”杨林贵说起来很自信的样子。
回家
本人点评：大部分人面对镜头的时候还是会严肃正式一下的，最起码也担心自己失言失态，看这俩人面对镜头讲话多到位。
天上的星星似乎也在随着晃动的列车飘移。多么希望清晨的阳光快点照到自己充满寒气的身上，让自己游离的灵魂早点回归。这种感觉我今生还是第一次有。我在心里问自己：做这么苦的摄影工作是为什么？这些耍猴的人这么苦是为什么？他们虽然用的是最底层、最辛苦的方式赚钱，但其中透露出一种骨气，这是河南新野耍猴人的人格力量。 等饭的时候，饭店里走出来一个车检工，大声呵斥起杨林贵来，让他把猴子往远处牵牵。大概是看到我们拿着相机拍照，他才略有收敛。得知我们是跟踪采访的记者后，他的口气改变了很多，说：“这些耍猴人在这儿扒车有几十年历史了，我们铁路工人平时对他们还是蛮照顾的，有时看他们难，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他们上车，有时候对他们严厉也是工作需要嘛。”这时，站在一旁的杨林贵赶紧从兜里掏出香烟递上，满口感谢的话。饭馆外，一列车头滑进了编组站和列车进行对接。这位工人站起身来说：“我该工作了，赶紧吃完饭，我帮你们看看哪台车好坐啊！” 这位警察看过我的证件后，严肃又无奈地说：有时看到他们扒上货车时，还得给他们说一说车上哪些地方坐着比较安全
我也问过杨林贵：“你不能干点别的吗？”杨林贵说：“种地一年只够家里吃的；想当官，但没人让咱当；外出打工，一年干到头却被拖欠工资；做生意，咱没本钱。耍猴是祖上传下来的，赚一个算一个，拿现钱，不拖欠，虽说辛苦，可也不比他们在家做小生意少赚钱。
广东耍猴过年
本人点评：摄影不会穷三代的，只会让你当代就穷没有后代。 太真实了
这是曹福川第二次和我一起跟拍耍猴人了。他是一个超级摄影发烧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洛阳市第三建筑公司当工程监理，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也成为中国劳务输出到国外工作的第一批人。1988年，曹福川回国时带回了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电冰箱这“四大件”，不久便结婚生子。后来他迷上了摄影，而且应了摄影界的那句话：“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女儿不满周岁，曹福川的老婆就跟着别人跑了，他自己边摄影边养活女儿。女儿6岁时，前妻回来索要孩子的抚养权，她已经嫁到英国，现居广州。
这是曹福川第二次和我一起跟拍耍猴人了。他是一个超级摄影发烧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洛阳市第三建筑公司当工程监理，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也成为中国劳务输出到国外工作的第一批人。1988年，曹福川回国时带回了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电冰箱这“四大件”，不久便结婚生子。后来他迷上了摄影，而且应了摄影界的那句话：“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女儿不满周岁，曹福川的老婆就跟着别人跑了，他自己边摄影边养活女儿。女儿6岁时，前妻回来索要孩子的抚养权，她已经嫁到英国，现居广州。
满洲里再见
这里错误，应该是满洲里
海拉尔的早上比较冷，路上的行人也很少。
佛山访亲 本人点评：我研究生河南舍友告诉我西安火车站附近开出租车的也有不少是河南人，济源的。
河南南部的驻马店、信阳、周口等一些乡村里的人，在广州、厦门、福州当地以开出租车为生的很多，在当地已经形成一个打工群体。
河南南部的驻马店、信阳、周口等一些乡村里的人，在广州、厦门、福州当地以开出租车为生的很多，在当地已经形成一个打工群体。
耍猴人娶妻
本人点评：我奶奶文盲且不懂政治还日常夸赞党各种好，编出歌谣唱出来的那种歌颂，且会跳“忠”字舞。但她常常忽略的一点是，经常让她不舒服的当地官员基本也都是党员。
我走过中国很多乡村，在其中很多地方，像杨林贵这般年纪的农民大都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很多农民的家里至今还挂着毛泽东像，越是落后的地区，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越强烈。年轻人虽然对毛泽东了解不太多，感情不是太深，但是父辈对毛泽东的感情也在影响着他们。
杨锦麟和凤凰卫视的关注 在湖北，一个穿着得体的公务员对杨林贵说：“你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干这下三流的事。”杨林贵回答：“我想当官，我知道我不会当，但是我肯定不会当贪官。”
再见戈洪兴 戈洪兴还对我说：“洛阳的关林编组站是我们耍猴人最难过的一个关口，每次我们南下扒车都要在那里换乘，那里的保安特别喜欢抓我们这些耍猴人，只要被他们发现，就别想逃脱。有一次为了抓我们，几个保安追到一个村里，把我们带回关林车站公安室。我们的被子和衣服的每个角落都被他们用手捏了一遍，说不搜出点钱来不会放我们走。没办法，后来我就故意在一些衣服、被子的角落里放上一些钱，让他们搜到，把更多的钱放在另外一个隐秘的地方，这也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小聪明。”
最后的耍猴人 最后我站出来负责，派出所把我和另外一个耍猴人押往派出所。一到派出所，那边的人就开始搜我们的口袋，看看有没有钱，那时候我们刚到石家庄，还没演几场猴戏，身上都没什么钱。搜查后，实在没找着什么钱，就把我们俩关了起来，还让在外面的耍猴人每天出去耍猴赚钱，晚上把钱交给派出所，派出所再把钱赔给被咬的人。在外面耍猴的这些人每天晚上回来，尽量都把小钱集中起来吃饭用，大钱全部上交给派出所。
从耍猴人到猴老板 猴子多了，黄爱青的想法也多起来，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销售方式和渠道。按照国家规定，猕猴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和动物园观赏，于是黄爱青把自己驯养的猴子组织起来到一些公园表演，还和一些景区签订了租借合同，把自己训练过的“熟猴”租借给景区。现在中国景区百分之八十的猴子都来自新野。
本人点评：大部分治感冒凉茶也是往里添加感冒药，效果贼好。
在过去有一些耍猴人把猴骨头熬成胶，称之为“猴膏”，拿到江湖上去卖，说猴的骨头是热性的，能治疗头痛风湿，其实那都是骗人的。那些人把止痛片加进“猴膏”里面，买的人当然吃一次立刻见效，但第二次就没效果了。1989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之后“猴膏”才逐渐消失。
在过去有一些耍猴人把猴骨头熬成胶，称之为“猴膏”，拿到江湖上去卖，说猴的骨头是热性的，能治疗头痛风湿，其实那都是骗人的。那些人把止痛片加进“猴膏”里面，买的人当然吃一次立刻见效，但第二次就没效果了。1989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之后“猴膏”才逐渐消失。
神秘的耍猴人
本人点评：地主只是一个新名头定义，按性质就是经营土地种植的乡镇企业家。时代在变化，地主已经消失了，但不变的是他们一直处在社会底层。
那个时候地主家要给干活的人吃得好一些，这样干活的才会更卖力。地里的活闲下来，就不能吃白馍了，只能吃黑面和白面混合的花卷馍。那时候的地主和现在的村干部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地主不会去贪污。
那个时候地主家要给干活的人吃得好一些，这样干活的才会更卖力。地里的活闲下来，就不能吃白馍了，只能吃黑面和白面混合的花卷馍。那时候的地主和现在的村干部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地主不会去贪污。 1958年，梁明兴回来了。村里人问他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从不回答。过了一年多，南阳市中级法院的警察又来把他抓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据说是死在牢里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至今还是一个谜。
女耍猴人
本人点评：真实，能捞一点还是捞一点的。
2012年，我见到了村里唯一的女耍猴人党有娇。她那年66岁，见到我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和10年前鲍白祥支书的老婆见我时说的一模一样：“你来我们这里，能给我带点啥好处啊？”
猴戏手工艺人
本人点评：同行相害
1972年，国家准备转正一批民办教师，汪广亭也在其中，但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举报他卖画，还给猴子做戏服、道具，说他有资本主义思想。1974年，民办教师转正，这次他又名列其中，但教育局领导再次找他谈话，理由和上次一样。就这样，汪广亭在施庵的学校代教了21年，一直没有转为正式老师。
1972年，国家准备转正一批民办教师，汪广亭也在其中，但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举报他卖画，还给猴子做戏服、道具，说他有资本主义思想。1974年，民办教师转正，这次他又名列其中，但教育局领导再次找他谈话，理由和上次一样。就这样，汪广亭在施庵的学校代教了21年，一直没有转为正式老师。
被骗了18万的耍猴人
本人点评：按照这个位置，猜测是去了主题游乐场“太阳部落”表演。我13年曾经去过，体验挺好的，就是之前攻略没做太好，有几个项目没来得及排队体验。当时我也在里面看到耍猴艺人了，还有一只山羊，但是那个人只是拉猴子走了两圈做了很简单的动作。估计当时累了在休息。另外一个因素是，以前是流动创业，现在有工资拿，积极性降低了。毕竟他不能跟园区内游客要钱，收入是固定的。
2014年3月18日，张俊然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猴艺协会的耍猴人乔梅亭被山西运城永济县一个马戏团请去表演时，被那个马戏团的老板骗去了18万元，希望我能协助他把被骗的钱要回来。3月20日，得知这个马戏团在山东演出后，张俊然和乔梅亭前往山东泰安市公安局报案，后又转到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派出所。
2014年3月18日，张俊然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猴艺协会的耍猴人乔梅亭被山西运城永济县一个马戏团请去表演时，被那个马戏团的老板骗去了18万元，希望我能协助他把被骗的钱要回来。3月20日，得知这个马戏团在山东演出后，张俊然和乔梅亭前往山东泰安市公安局报案，后又转到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派出所。
本人点评：我家那边就有“换亲”，我姐一个同学父母就是“换亲”。相比于这个，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东北多一些的“拉帮套”。
着为这个家庭辛苦付出的大儿子，母亲很是心疼，母亲曾经提出要用乔梅亭的妹妹给他换一门亲事。换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很流行，很多穷人家的儿子娶不起媳妇，父母就拿自己的女儿和对方换亲，把家中的女孩相互嫁给对方的儿子。乔梅亭知道后坚决反对，他不愿意牺牲妹妹的幸福，认为换亲对家人的名誉也不好。为此，乔梅亭决定自己终身不娶，只要把弟弟妹妹的人生安置好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本人点评：这种现象现在都有。我妈的朋友几年前给儿子娶媳妇，儿媳娘家人表示你家两个儿子，要提前要出来二十万给孩子准备着。
二弟当兵时，三弟就结婚了。当时流行“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而且谁家的房子上盖着瓦就算是好房子。乔梅亭把这些都给弟弟准备好了，可是第二天结婚时，媒人过来告诉乔梅亭，要他再给新娘家送去600元钱才能结婚，理由是乔梅亭家弟兄多，嫁过来要是兄弟们分家怎么办，娘家给女儿要些钱以防万一。这可把乔梅亭难为坏了，那时候600元钱可算是一笔大钱。乔梅亭东凑西借地把钱送去，才没耽搁三弟的婚礼。 而今，乔梅亭的五个弟弟中，有的已经当了爷爷。乔梅亭说：“他们哪一个都比我有钱，过着子孙满堂的生活，让我很是羡慕。有三个弟弟还在新野县城里买了房子，没有一个对我怀有感恩之心。”这些弟弟们，都忘记了乔梅亭这个哥哥为成全他们的家庭，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本人点评：可怜
自小弟弟结婚后，乔梅亭的弟弟们都认为他不公平，都不再和他来往。
本人点评：上一个听说有这种操作的还是蓝翔技校的校长荣兰祥。他有三张以上的身份证，而且都是公安系统可查的真身份，且名下都有不少资产。对了，他也是河南人，商丘的。
乔梅亭后来告诉我：“李月霞和赵飞每人都有两个身份证，上面的名字也不一样，究竟哪一个是真实身份，我也不知道。”
耍猴人之“罪”
本人点评：这一段看完之后就是这是我印象中东北的正常输出水平，”投资不过山海关”，很显然这几个耍猴人不懂这个社会规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和田军安四位耍猴人在取保候审后，反复去牡丹江森林公安局讨要猴子。但他们等来的不是猕猴，而是起诉书。这次牡丹江森林公安局把他们带到86公里之外的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随后又提起刑事责任起诉，追究四人“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刑责。“牡丹江森林公安局为什么不在牡丹江市起诉他们？”我问。鲍银锁在电话里告诉我：“这里的检察院、法院不愿意接手这个不算违法的案子，他们说这不算犯罪。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是牡丹江公安局的关系单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中国逐步健全的法治体制下，一些基层执法者依然在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去曲解法律的本质，制造一些错误的判决。这次竟要对几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如同乞丐一样的耍猴人进行审判，开了对贫民审判的先河。法律要是缺失了良知作为基础，那么可怕的冷漠就会占据上风，取而代之的就是权力的滥用。 以前耍猴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大多数执法部门仅仅是难为他们一下，处以罚款训教一下也就够了。这次要动以拘捕、起诉和审判，这对耍猴人来说是两千年来的第一次。我们知道，定罪除了依法律条文，还要以情、以理、以民间认同的习俗为量刑依据。 围观的群众第二次报警。这次110来了两辆警车。我们跟警察解释说：“我们是街头耍猴人，他们不让耍，还非要把我们带走。”这时候，森林警察说：“我们只是要带他们去给猴子做一下检疫，要是没有事就放他们走。”他们这样一说，出警的110警察就对我说：“那你就跟他们走一趟，到那里检疫一下，没有事不就让你走了吗？”就这样，我上了他们的车，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园。他们把猴子关进了公园里，把我带到了森林公安局。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刑侦科长指着我说：“信不信我把你的猴子打死？”我说：“你有权力也可以把我打死。”看到我这么说，刑侦科长说：“你还狡辩，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他们把我铐在审讯椅子上，让我交代其他几个耍猴人住在哪里。7月份正是最热的时候，审讯室里更热，他们审了我三个小时，我口渴得要命，几次要水喝都不给我。后来晕在审讯椅子上了，才给我拿来水喝。 事发地当时就有监控，是围观的群众把警察推到一边，把我救了出来。要是没有监控，他们就能把我定为袭警罪，那就麻烦了。他们把我们每个人都审问了一遍，做了记录。那时候天都黑了，就让我们在刑拘证上签字。当时我们都拒绝签字。不签也不行。夜里就把我们送进牡丹江第二看守所。当时刑侦科长对我们说：“让你们闹吧，把你们‘砸’在里面。” 牢头慢条斯理地问：“说说你是犯了什么罪进来的。”我就说是在街头耍猴的时候被抓进来的。犯人们一听都哈哈大笑，说警察疯了，在街头耍个猴也成罪犯了。 在牢里住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人。我那个房间，出出进进，前后有20多个人是被森林公安局抓进来的，每人交1万到4万不等的钱，就可以取保候审，否则就别想出去，等着被判刑。监狱里的一个警官，当着我们的面说：“森林公安局抓这么多人进来，早晚会犯错误的。 森林公安局去看守所审讯过我们三次，每次审讯完，警察都会拿出七八张白纸让我们在上面签字，告诉我们说这是履行手续时用的，签完字我们就可以走了，猴子也会归还给我们。至于签字的这些白纸上后来被警察写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他用我们的6000元，为我们强制办理了取保候审。 这四个耍猴人索要自己六只猴子的坚定决心，让牡丹江森林公安局没有想到。更让耍猴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等来了第二次被抓捕、审判。9月1日，刑侦科长开车把他们四人带到了距离牡丹江86公里的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起诉科，就此案提出起诉。东京城镇林区检察院就此案提起公诉，以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为由让他们四人认罪。第二天就把他们给定罪了。 我告诉检察官，牡丹江森林公安局在抓我的时候，有很多行为是违规、违法的。检察官听了几句就不让我说，在审讯记录上根本没有我说的这些话，只记录有我们四人怎么从家开始来东北、怎么把猴子运输到牡丹江的过程。 我问她：“为什么我说的公安局打人、没收我们的钱、猴子被打死你都不记录，为什么公安局说的你都记录？”检察官指着我说：“你说猴子被打死，你有证据吗？你再说，再说信不信拿枪打死你，信不信我把这六只猴子的罪都扣在你一个人的头上，把你搞进去？”我说：“你们的权力大，你们的权力大于法，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最后，她拿着审讯口供记录让我们签字，签字的时候还问：“你们认罪不认罪？我诱供你们了没有，威胁你们没有？ 田军安说：我们是农民，大老远地再跑到东北去上诉，要花费很多精力和钱财。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们赔不起呀。耍猴人祖祖辈辈没有犯过法，法是个什么样，以前不知道，经过这次牢狱之灾，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黑暗和可怕的东西。再说了，要是上诉，我们是不是还要去牡丹江，到时候他们再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再被抓进去，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了。牡丹江在我们的脑海里已经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了，我们新野的耍猴人都知道这事了，再出去耍猴，谁都不会再去那个地方了。这些心理创伤别人是不会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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