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三体》和慕明的《铸梦》中，都出现了计算机相关的文段，而且，这两个文本不约而同地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许这是一种巧合，或许不是，但这两个文本在内容题材上的“撞车”及其区别是很有意思且值得分析的。
众所周知，《三体》中关于计算机最著名的文段是“人列计算机”。这个情节出现在文本中，主要目的是向地球文明的高级知识分子展示三体人的科技发展历程。“人列计算机”被刘慈欣设置在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其显著的特征是规模大，可以给观者带来视觉奇观。另一方面，组成人列计算机的是秦国的士兵，其主要任务为“服从命令”，他们身份低微，“是一个个的零，没有了秦始皇什么都不是”。他们在重复挥舞小旗传达信息的过程中被异化，成为了“可以随时更换”的电元件。
同样将计算机的设想置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慕明则选择了不同的写作道路。《铸梦》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楚国，故事中也多次出现对楚国奇花异草的描写。与秦国的严明律令不同的是，楚国的令尹商阳善于使用残酷的驭人之术，通过惩罚与奖赏促使工匠们研究出精巧的铸造技术。最终青铜工匠们用丝线编制出与门或门非门，制成传说中偃师带给周穆王的人偶。在训练人偶的过程中，工匠公输平发现自己学习铸造工艺的历程与人偶习得动作言语的过程一模一样，于是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
在《三体》中，“人列计算机”完全是工具化的，被作为对象来看待。在《三体》游戏中，它为了计算恒纪元而被建造；在《三体》游戏外，它是某种“教具”，用来展示三体文明的发展历程。在《铸梦》中并非如此。在建造人偶的过程中，公输平和屈弗忌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是某种“人偶”，创造者在创造的过程中反而变成了创造的对象。
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我个人以为可能与时代（慕明的小说受到了更多的现代化的影响），性别（女性难道不就是“创造人又被创造”的群体嘛）有一定的关联。
“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科幻小说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即关于“他者”的主题。“他者”在科幻小说中常常以人造人，机器人以及外星人代称，其主要特征是异质化的，即，是与人类不同的。“他者”又可以细分为“被发现的他者”（外星人）与“被制造的他者”（人造人、机器人）。《铸梦》中的人偶就是以“被制造的他者”的形象出现的。另一个很著名的“被制造的他者”的形象便是《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将《铸梦》中的人偶与《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作对比，也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他的每次破坏都有所预谋，是他把作为科学家的弗兰肯斯坦本人逼入深渊。《弗兰肯斯坦》的原著中，也夹杂着怪物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借以使读者了解怪物的内心，从而引起读者的同情与思考。故而可以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他者”形象是“外显”的，鲜明的，可以被读者看到的。
而《铸梦》中的人偶几乎毫无自我意识，仅仅是训练人偶的过程便可以使公输平陷入深思。在《铸梦》中，作为“他者”的人偶是失语的，反而是作为“主体”的训练者公输平的生平与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描写。故而我将《铸梦》中他者的形象定义为“内隐”的，不外露的，不能被读者看到的。
然而，“内隐”或者说“失语”的“他者”形象并不代表着“他者”在《铸梦》中仅仅作为摆设而存在，毫无实际功能。在我看来，“内隐”的“他者”形象其实比“外显”的他者形象更加有力，也更加接近所谓“文学的真实”。
《弗兰肯斯坦》大概可以算是《圣经》故事的重写，人被创造出来，又背弃创造者，正如怪物被弗兰肯斯坦创造，又给创造者带来悲剧。然而，怪物与弗兰肯斯坦并不是全然对立的，怪物实际上是因为那些人类的情感（愤怒，仇恨，对幸福与爱情的欲望）才真正变成怪物的，如果怪物完全是“异质化”的“他者”，那么《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根本不会成为可能。在《弗兰肯斯坦》中，怪物既是敌人也是镜子，“他者”实际是人类自身品质的反映。当科幻文学着力于对“他者”的描写时，实际上是在描写作为个体的“人”在遇到“他人”（与自己相似又有些不同）时的反应。在描写“他者”时，我们不是在描写“他者”，而是凭借“他者”这面镜子，勾画人类自己的面貌。
“内隐”的他者就凸显了“他者”的镜子的作用。在《铸梦》中，人偶的所思所想是不被重视的，它退居到情节的幕后，只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故事的中心被交给了人类造物者公输平。西方的科幻中，也有类似“内隐”的他者的形象。譬如“安德的游戏”中《死者代言人》一册，作者并没有着重写外星人“猪仔”的所思所想，而是藉由“研究猪仔”这个事件透视人类自己的人性。所以，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幻小说中，“他者”的形象大概有从“外显”到“内隐”变化的趋势，而这个趋势也体现出科幻文学本身的流变与发展，以及科幻理论的不断深入。
最近有在读文论，也算是交份作业罢。自吹自擂地说，我很喜欢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