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很惭愧，接触社会学两年多，尚没有炼出一个火眼金睛的可以洞察世事的视角，也没有超然冷静的心态来分析社会问题，甚至读个简明易懂的专业书籍也是囫囵吞枣走马观花。记得以前看Durkheim的《自杀论》和Mead的《心灵，自我和社会》，在图书馆正襟危坐煞有其事地摆出一副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模样，到头来还是为了一个课堂的keynote presentation而草草了事——对于那些书来说，又多了几次束之高阁的机会罢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翻寻商务印书馆学术名著系列，瞥到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福特的《街角社会》，这本原本应是freshmen们的社会学启蒙读物，却被我这个快毕业的老油条收入囊中。
事实证明，当初这个举动是值得的。
估计也只有社会人类学的著作才能拥有如此高强度的可读性了吧！试问能有多少学术性专业书籍有着侦探小说般跌宕起伏的情节，有姑娘、赛马、保龄球，还有多个帮派团体在钩心斗角争名夺利的故事里也能抽丝剥茧成趣味性极高的组织理论？当我读到多克和奇克的Corner Boys VS. College Boys的针锋相对之时, 如同电影一般的画面感流入脑海,仿佛自己此刻变成了第三方的观察者。一本沉甸甸的学术书籍也有如此吸引下去的能量，这应该能让很多人讶异。
和众多阅读过本书的读者的想法一样，实际上，本书所采用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研究方式业已超越了本书自身的内容主题（对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本书作为社会人类学调查方法中参与观察法的classical sample式的教程指南，我确信自己无意探讨整本书已经清晰明了的脉络和内容，William Whyte作为一名参与观察者，他对于他所选定研究社区的感情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其中既包含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同时也有无法避免的主观理念——调和主客观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对研究起着无足轻重的巨大作用。就此，我就Whyte所体会到的一种参与观察者的矛盾为切点，谈谈我对参与观察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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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参与观察法的杰作。Whyte对于科纳维尔的观察持续了三年半， 从“模模糊糊的念头”，再到面对众社会学家对本书的激烈批判而波澜不惊得专门写了附录，成书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当我们拿起这本书时尝试研读，即使非专业的人士也能饶有兴致地翻个几页——文学性，作为人类学著作和民族志写作过程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点，应该是这本书能“悦读”下去的一个重大缘由。（自然，也有人抨击这样的写作方式，书中：赖利：“经过人种志学家们过滤的文化描述实际上是二流或是三流的小说……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由观察者准确地描写的外部的文化或组织。”）有趣的是，Whyte自言，在大学时代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他甚至“试着去写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我们亦不能肤浅的仅将其视作文艺性作品。叙事性的结构和表达，作为参与观察法的一个重要特征，非常值得深究。
2.
教科书上这样定义“参与观察法” ：
Participant Obeservation: Its aim is to gain a close and intimate familiarity with a given group of individuals (such as a religious, occupational, sub cultural group, or a particular community) and their practices through an intensive involvement with people in their cultural environment.
“intensive involvement”作为一个必要的与被观察者进行实质性的互动的前提，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亲密程度如何拿捏得体，一方面能够抵达足以使对方信赖的程度，而另一方面避免由于观察者的主观介入而影响观察过程，甚至改变事件因果联系的现象，作为观察者的Whyte的经历和他随后引发的思考的确应该被作为范本。
例如，在Whyte的附录中，有个细节是这样的，当他尝试融入街角社会的集体中去，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居然是与酒吧的女孩子搭讪，试图用一种不经意的融合方式开始自己的研究。书中写到Whyte试图加入酒吧的群体中时，产生了如下一组对话：
“对不起，要是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介意吗？”
“那男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表示他要把我扔下楼去。”
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随意的、非界定性的参与观察是最富有成效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作者反而在当地的街坊文教馆中与多克会面（P376），详细的表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进程，甚至和和阿尔•马丁尼父母的友善交谈和交往使作者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你能够回到家里，轻松愉快地和这一家人呆一起，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
在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观察法要求了观察者或是研究者不应自诩为一个外来人的身份进行观察，而是作为研究客体之中的一个成员来进行研究，研究者必须使自己融入研究客体的生活之中——Whtye是“家人”，放弃部分“观察者”的身份，尔后才能具有能够“完全放松”的角色来实施下一步的计划和研究。
然而这也并非全是好处。
“我起初是作为一个非参与的观察者。随着我变得被社区所接受，我发现自己差点变成了一个非观察的参与者。我已经陷进去了。”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带有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那么，当参与观察者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真实性度高的资料，在与被观察者进行亲密性互动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越过工具性目的，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参与给研究带来的究竟是利是弊？
Whtye本人也在探讨这个问题。还是书后分附录，我对其中“十一 研究非法团伙活动”中的一个事例印象很深，Whtye在菲乌马拉的政治竞选中积极参与选举投票，但是他的言论却“引起了俱乐部内部最严重的分歧”，事后作者这样写到：
“参与观察者单纯为了加强自己在一参与领域中的地位，而努力想操纵被观察者，并不惜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事，这对于被观察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如上所言，参与观察者所面临的角色问题无疑比一般观察者的角色问题要复杂繁冗的多：如果观察者无法参与到被观察者的行动实践中去，显然作为第三方难以渗透事件的真正进程，乃至获取虚假的真相；但又若观察者太过积极地参与被观察者的行动实践中，不加小心就会影响研究客体的行动轨迹，破坏整个事件发展。
实际上，就本书的作者而言，Whtye还是建议每一个研究者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在书中第404页提到的投票轶事中，他郑重其事地建议：
“作为一名实地工作者，不能只想着如何去迎合这个地区的人，还必须继续保持自尊心。如果这位实地工作者不能保持自己一贯理智地保持的形象，他就很可能会陷入困境。”
在此我想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显然一个可以照本宣科的普适性的解决方案是难以找到的，所谓实践出真知，也只有实地参与与练习才能磨合出适合自己的方式了。
3.
高度的互动性参与式研究带来的悖论和困难不仅仅限于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来说，伦理道德难题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疑惑或伤害。为了引导被研究者说出真相，我是否需要欺骗被研究者？”“研究结束后，我是否需要给研究者物质性回报或奖励？”“为了更深入研究，我是否需要研究者们造成利益矛盾？”
“贝伦：他没有带着他的2手稿回到他的研究地点，与被试者们一起核对这些资料和内容，是不是在道德上犯了一条大罪呢？”
“比尔，你把我写的讲话太粗野了，就像个痞子。”
“真叫人难以想象，我为比尔•怀特干了那么多事，可是你瞧他在书里把我写的。”
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遵循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对于作者而言，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才成功地引导了他和多可的关系，然而，也正如所言，“遵循人与人之间互惠的原则并不能保证在若干年之后某个主要被调查者——或者他的儿子们——仍然认为这种关系是公平的。”Whyte自己认为，与观察作为一个深度的融合过程，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工具性的利益，弥合了专业研究人员与所研究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差距。由于研究人员的介入，被研究者意识到自我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可能具有强烈的作用，随后他们会更注重与行动本身和义务，对于是否需要回报这一点并不如研究者想象的一般颇受重视。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就当时作者的社会环境和所处时代来看。Whtye做出这样的解释也是有很大的道理的。不过，在如今利益作为主导的今天，很显然如果采用Whtye的姿态在实地研究中解决互惠性问题，可行性还是需要商榷的。
4．
存在即合理，我一直相信每一本书——对于选择阅读它的读者自身而言——自然有其阅读的价值。《街角社会》没有社会学大部头著作的艰涩难懂，极其好读，好看，人物繁多庞大但是结构清晰明了，非专业的朋友们读起来也应该能了如指掌。如今我已是大三下，就业考研事务繁多摇摆不定，能像孩童时坐下来阅读一本书籍已经全无这样的心情。人云亦云的现代社会，人的心态太过浮躁，阅读正在走向一个趋势：我们不是在“读”书，而是去“读完”书，而这一现象早就不仅仅限于专业书籍了。在波兹曼笔下“娱乐至死”的文化熔炉中，我总是在尝试做一个冷静客观的分析者，在溽热中得以一息尚存，能心怀对学术殿堂的敬畏却也有巨大的耐心和勇气来叩响它的大门
——而这正是太多太多人所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