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写，太好的文本都好难写书籍分享，这是此刻我的感受。
这不能算作一本好读的书，不论是情感上的还是内容理解上的。我不知道这篇分享会不会写得很短很浅（写完回来补充：重新命名“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能给人的感触太浅，或能说的太少。而是文本本身就足够好了，太好了，好到无法再解构解读剖析，文字精巧到不好记忆，只能一遍一遍再去看，除了文本本身，没有办法进行分享式的二次转述。
看的过程中经常会觉得好想哭，我没有相同境遇，但能通过文字共感，即便生在局部和平年代、相对和平地区，这样的漂浮感、动荡感、无归属感，也依旧能够感受到，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人是一群在1991年-1992年面对民族战争、国家解体消亡的人。
世界上不再存在南斯拉夫，但在此间生活几十年的人不可能随着故国一起消失，全民开始了一场巨大又沉默的流亡和迁徙。
姓名、国籍、信仰、居住地……一切都要改变，而最基础的语言，随着民族的分裂，也如分叉的龙舌一般变得四分五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学生在阿姆斯特丹一起学习一门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探讨已经不存在的文学，试图用过去的回忆填满“红白蓝三色条纹的南斯拉夫记忆编织袋”。
书里表强调的词语用的都是仿宋体，而“我们”“我们的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我们的人在人群中穿梭寻找同类，想要获取一点点的纽带；为了绿卡恋爱结婚装作是同性恋，以这样的目标活在真实里；辗转各处，结果被来自自己国家的手榴弹轰炸了逃离至别国的住所……
想到了《克拉拉与太阳》里一样用特殊字体标注出来的词语，这些都是专属于“我”视角中重要的东西，是个人的语言。
“我”受不了城市居民用来显示自己的众多符号——指纹。没有指纹，没有身份，没有来源。报团取暖，也汲取着他人的苦难，但却并不能减少自己的痛苦分毫。
书的故事性并不算太强，更像是一场舞台剧里的独白。随着发展，“我”听说有人举报课程并不符合大纲，和学生的相处也不够有分寸，而这会影响到“我”是否能够留在学校继续任职、留在阿姆斯特丹。于是，“我”发起了一场微型战争，以严肃苛刻且无趣无关怀的课程考核和教学风格要求学生，“我”恐慌，因为看谁都像是那个举报自己的人。
可最开始“我”是将学生们视为方向、内心世界的中心、大广场、主干道、颈动脉，因为这是“我们的人”。战争带来的次生影响，持续分化着所有的东西。
课程结束后，剩下的四名学生，各自选择了去留，建造着自己的空中楼阁。而“我”恐高。
（书名疼痛部是书中荷兰海牙的一所SM俱乐部，而“我”也因为课程原因遭到了来自学生的SM性侵犯。这一部分我说不好，理解得大概也不好，觉得像是区别于思想的疼痛，是疼痛的另一部分——身体的、真实的。同时也是身体的战争，性关系中主仆之分的战争。随机波动的付费节目有详细讲述，但我觉得有点贵暂时还下不去手。）
🔹语言
语言有多重要？它太过于细微，充斥于各处，是装满了石头砂砾的瓶子里又倒进去渗透的水。以至于，如果不发生点什么颠覆性的事，我们可能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归属。
可以说，整本书都在借助“语言”这个切面来展现战争和分裂。没有什么比得上原文，所以直接贴上原文的摘录以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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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语言，就是背后有军队的方言。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背后是民兵。你也不想让半文盲恶棍对你的语言指手画脚，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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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不简单。我提到军队的时候可不是打比方，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的语言背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兵，我们的语言被用来咒骂、羞辱、杀戮、强奸和驱逐。这些语言怀着一个信念开战了：它们之间是不可妥协的。或许，不可妥协的原因正是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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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包含着怨愤和怒骂的分离。毕竟，语言是一种武器：它会烙印，它会背叛，它会分离，它会联合。克罗地亚人吃krub，塞尔维亚人吃hleb，波斯尼亚人吃hljeb：面包在三门语言里是三个单词。但表示死亡的词只有一个：smrt。我倒也不是说分离前的那门语言——叫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好，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也好，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都好——就是一种更优秀，更值得认可，可惜在战争中被毁掉的语言学建构。不，它当年也发挥着政治功能；它背后也有一支军队；它也曾受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南斯拉夫共同语的操纵和浸染。但是，与一夜间的解体相比，将多种语言变体合而为一的过程要更漫长，也更有意义；正如与一夜间的拆毁相比，建造桥梁和道路的过程要更漫长，也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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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口音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些人顺从地说起了新话，其他人则噤若寒蝉。有些人将其视为表忠心的唯一途径，其他人则认为它是一场噩梦。干瘪空洞的套话能让日子变得简单，让长的故事变短。套话就是密语，能抹去说话者的个性，在他身边竖起一道墙。套话是关于不可言喻之事的语言。只有两种选择：诚实地沉默、欺骗地发声。
🔹战争和记忆
关于战争，这部分倒是有很多想说的（写完再看感觉也没说什么）。
看完这本书时，我写下的短评是：“看完了疼痛部，此刻世界另一处的炮火像是最恰如其分的书籍解读”。
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很快就会结束，以为这不会是一场大火。可让一场战争得到结束的方式，是等待，等到大家都疲惫了，战争就会结束。
在等待中，人的时间和感知能力全部都被模糊了。战争和流亡让已经长大的人，又无限逆向生长，倒退回时间的起点，永远停在了战争开始的那一刻。大家没有办法再进行原本需要做、想要做的事，个人时钟、社会时钟、国家时钟一起停摆。
等到战争结束，这既像是不久前的事，又像是已经持续了很久以至于忘记了早已结束的事，重构生活在此刻变得没有抓力。“时间和地点一样，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那边”。
而当死亡太多，痛苦太多，死亡和痛苦也就不再具冲击力。记忆才显得尤为可贵，宣告不遗忘，成为了政治颠覆的同义词，因为新掌权的人从不允许过去的记忆被记得。
记忆，记忆是“你以为人们发明象征性的替罪羊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别人替自己受苦和铭记”。
具体的生活，具体的生活是“我们的故事不好讲。就连数字的意义也是因人而异。我们感觉是大洪水，别人感觉是冲个澡：几十万人被杀，一两百万人流离失所，这里着火了，那里爆炸了，还有一点劫掠。都是小事！”。
共情，共情是“人们不喜欢不幸，相信我。他们不能对大灾难感同身受。至少不会长期感同身受，哪怕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
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没有一名被告有最轻微的负罪感。在所有毁灭了南斯拉夫的人——领袖、政客、将军、士兵、恶棍、杀人犯、黑手党、骗子、小偷、流氓——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我有罪。……你将钉子敲进墙里会有负罪感吗？不会。你将画挂在钉子上会有负罪感吗？不会。你将一百个人活活打死会有负罪感吗？当然不会。我想知道，那几十万匿名的人会怎么看。没有他们的狂热支持，战争就不会发生。他们会有负罪感吗？还有那往来穿梭的众多外国政客、外交官、使节和军人，他们呢？他们赢得的不只是丰厚的报酬，还有救世主的荣誉称号，更不用说他们在联合国或其代表的某个科层制机构中的晋升了。他们会有负罪感吗？他们同样只是在履行职责。就像藏在山上，击毙萨拉热窝街头的那个女人的狙击手一样。就像拍下她的照片，斩获年度战地摄影大奖的外国摄影师一样（不过，他从来没想到要去叫救护车）。就连这可怜的女人，身体在人行道上抽搐，鲜血从体内涌出，就连她也在履行着忠实呈现战争的职责，尽管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一切都消散了，没有什么不能消散、不会消散的。
🔹别的
1、书中有一句话，“如果回家确实就是死亡——象征或现实意义上的死亡——流亡意味着失败，而出发的那一刻是我们唯一真正被赋予自由的时刻呢？”，我一直没有太明白应该怎么去理解，留下却拿不了绿卡没有身份是一种失败，可回家为什么会是死亡（除了被战争所杀）。直到听到了一期讲述难民配额的播客，严格来说难民在法律词条中的定义是：因为恐惧无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害怕遭到政府的迫害，或来自别的组织的迫害且政府无力进行保护的人，迫害的因素包括肤色、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性取向等。同时，也了解到，双方政权发生冲突时为什么会拿平民开刀，正是为了——震慑。
2、最近上网有感，线上活跃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要和发言人站在对立面的态度去谈论巴以冲突谈论战争。如果对方说的是巴勒斯坦的苦难，他就会说强者为胜；如果内容是以色列当地被虐杀的平民照片和文字，他就会建议你先去了解一下以色列以前是怎么对巴勒斯坦的。更有甚者，为法西斯招魂呼唤种族灭绝犹太人，或者连坐划等号直通左右和川普。可这本来就不是可以站边的事不是吗，这样的世界问题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选边站吗，之所以会有战争，不就是一次次微小的“选边站”推动的吗。
3、人应该有基础的尊严和权利，难民没有。而女性，女性在战争里甚至是位于人之下的尊严和权利拥有者。看到了太多奸虐杀、全裸游行的事件，以及对于犹太人“回归法”中以母系为主的主张都感到不寒而栗，毕竟战争需要人口。
4、男人更像是难民，更会当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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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抱怨得比谁都多；他们永远在抱怨。抱怨天气抱怨战争，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遭受的不公。住在难民营里，他们抱怨条件；不住，也抱怨条件。他们抱怨救济；他们抱怨不得不接受救济的羞辱；他们抱怨领不到救济。他们每一刻都在用同样的强度抱怨着每一件事情。仿佛生命本身就是惩罚：什么都恼，什么都疼，什么都扎；什么都不够，什么都受够了。
女人远没有男人显眼。她们一直在背景里，却是生活的维系者：是她们把窟窿堵上，免得漏风；是她们做着每天的工作。男人好像没有工作似的；对他们来说，当难民就像当残废。
5、作者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于今年三月去世，她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不认为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她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
6、想起之前看到的一条微博，以及热评一、二。
7、一些播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