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探讨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
对于其他语言，只要有合适的键盘，就可以做到打出即所见，比如按下A就能打出A，A本身没有意义，与其他字母组合成单词才有意义。但中文是特殊的，它不能简单地被拆分成字母一样的部件。就算拆成基本笔画或部首，因为笔画和部首会在字的不同位置，也很难做到把笔画和部首合理有序地组合。依次打出A-P-P-L-E就可以拥有单词apple，但依次打出艹-平（且不说“平“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拆分部件），还需要考虑这两个部件怎么组合。如何用有限的按键打出成千上万个汉字，就成了严肃的技术问题。
书里追溯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种思路。
在历史上，雕版印刷术是通过铸造许多字模来印出汉字。每个字都要有对应的字模，如果一篇文章使用了一千个不同的汉字，就需要一千个不同的字模。这与只拥有有限字母打印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初西方人对中文打字机的想象就基于此，西式字母打字机的键盘只有几十个字母，而中文打字机必须有成百上千个按键。所以，中文打字机在想象里是一个巨大而不实用的怪物，也说明了这种语言的落后。
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废除汉字。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倡废除汉字。如果这种运动取得了胜利，也许就能像字母文字一样打出即所见。
第二种解决思路是增加同一个按键可以打出的内容的数量。就像今天按一下Caps+l可以打出大写字母L，而l本身能打出小写字母l，如果能让键盘上一个按键通过切换打出不同内容，就可以弥补按键数量太少的缺陷。
为什么中文是特殊的？因为它实在是很难精简。书里第二章追溯了三种“精简”以顺利打出中文的思路。
一是常用字法。这种思路和雕版印刷的本质是类似的，即打出一个整字。精简的方法在于通过统计不同汉字的使用频率，找出最常用的字，而放弃罕见的字。这种思路意味着，一部分汉字不再有资格以”打印”的形式出现。
与这个思路相关的是，繁多的汉字是否有一部分并不需要进入常用字库？是否需要保全全部汉字？书中提到，1920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令各小学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而促进了识字课本的编写和发售。陶行知创立了一套包含1000个汉字的识字课本，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据估计，出版后前三年销量超过了300万册。毛泽东也参与了常用字的推广活动，1923年编写了一套新的基本汉字集。
常用的汉字不多，但汉字总量不少，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还是很容易感知到的日常现象。不同于英文里的生僻词，汉字中的生僻字仍然参与着日常生活。每个班上都会有一两位名字里带生僻字的同学，朋友生娃时也多少会考虑用不那么常见、但典出某处或意思美好的字，或是为了补全姓名里所缺的某个五行而选用某个生僻字。有些店名也带生僻字，比如大龙燚火锅。认字多、知道某些不常见字的读音，是有学识的体现。父母辈在微信传播的消息会包括，焱、燚、垚（这个字在名字里常用）、㙓等怎么读，以及各种地名的正确读法，比如涪陵、歙县、婺源等。徐冰的《天书》系列作品让人看到时一愣，也是因为汉字太多了，观众不知道这些字是否真的存在，是什么意思。
二是将汉字拆分为基本部件，比如笔画或部首，再用不同的按键把它们组合起来。这一思路遇到的困难首先是，该如何对汉字进行拆分。这牵涉到对汉字的不同理解：是按照笔画还是部首拆分？按照笔画，王羲之提出了八种笔画，后世有人提出更多。按照偏旁部首就更多了。接下来的困难是，拆开了怎么合起来？不像其他字母语言，只要把拆分的部分一个接一个打出来，就能成为单词。汉字是方块字，需要把拆分的各部分组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比如”侍“，就算拆成了亻、土、寸，该如何让打印机做到将它们以合理的方式排布成一个紧凑的”侍“字呢？文中举例有人先将汉字归类为独体字结构和可以左右、上下拆分的结构，但即便如此，同时打下“亻”和“寸”，也很难得到紧凑的“付”。
这是我从未想到的困难，却勾起了许多寻常的回忆，对它们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小时候学写名字，班里总有同学的名字很复杂。有个小学同学叫“王曦”，每次本子上的姓都是小小的，而“曦”异常地大，被语文老师善意地调侃过好几次。小时候学写字要用田字格，写作文要用方格本，而方格纸也是最常见的稿纸。经过多年训练，能写出大小一致的字，是谓“方块字”。
用田字格写字不仅是为了写进一个方块，还为了学习结构。左右结构的字，两个部件要一左一右。但这只是最基本的一步，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部件要以合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显得有“骨”，而不是懒洋洋地散开。等成人了学书法，我还是把握不好结构，字总是缺少神气。而结构最奇妙的地方在于，一个字显得好看，并不是遵循固定的大小比例位置，不同的比例会带来不同的观感。正因为手写体的多种可能，才会说“字如其人”。此外，除了汉语的表意原理，方块字的“紧凑感”，大概也是弹幕在中国流行、而在海外不够流行的内在原因。
三是二级编码输出法。这种思路放弃了“输入即所见”，而是将字库进行编码，输入的是编码，再通过编码对应汉字。今天采用的拼音输入法就是这样，打入“tong”，并不会得到任何一个汉字，而是得到一系列选项，“同痛通筒桶”等等，接下来进行选择，就得到想打出的字。林语堂耗尽毕生精力和家财设计的打字机就属于这一类，本质上是“以检索代替输入”。他设计的明快打字机键盘上有72个键，按下第一个键，机器内部就开始转动，但纸上却不会有任何痕迹；按第二个键，齿轮继续转动，但仍不输出；直到按下第三个键，才会印出汉字。
在历史上，各样设计中文打字机的尝试里，首先胜出的打字机采用了第一种思路。周厚坤设计的打字机包含3000个汉字，操作者把检字杆移动到检字板上对应汉字，就可以打出该字。后来，舒震东将固定的字盘改为可以活动的字盘，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活字印刷。用这种思路设计的打字机，要求打字员熟练记住每个字对应的位置，才能提高打字速度。建国后，打字员们在字盘排布上探索出新的技巧，比如，将”泽“和”东“排在”毛“的附近，可以显著加快打字速度。今天的输入法仍然采用类似的思路，打出一个字，系统会自动联想接下来最可能打出的字是什么。网上时不时会流行这样的游戏，打下某某字母，看你打出的是什么，说明常用什么词，进而说明此人的某项偏好。不过，走到这一步，其实更接近林语堂设计的明快打字机的思路——并非直接输入即所见，而是输入编码-编码对应汉字或词组-输出汉字或词组。
这本书只是作者全部研究的一半，在下一本书里，他会继续追溯，进入计算机和数码时代后，中文如何处理编码和输入的问题。抛开在学术研究上的诸多贡献（我是外行，也不太清楚），它让我感到亲切的原因，首先是许多熟悉的经验和记忆有了意义。
我想起小时候学打字的场景。那时电脑刚引入小学教学，有计算机课程，更普遍的称呼还是”微机“。最初学习五笔，背字根，家里的台式机专门安装了练习程序，帮助学习。当时已有全拼和智能拼音输入法，但最多只能输入三字词语，也没有更多的自动联想。我爸说，要想打字快，还是要学会五笔。一些单位还会组织打字比赛，看谁打字速度快。
前一阵和朋友聊天，惊讶地得知她妈妈因为早年从事打字工作，直到今天都用五笔输入，不会拼音。后来立下学拼音的愿望，可至今没有行动。而我清楚地记得，小学时正是坐在家里的麻将桌边，顿悟了拼音的奥妙：程就是ch-eng，八就是b-a，就连很难掌握的天是t-i-an，也变得澄澈透明。在一片麻将牌声里，我让家人随便说出某字，得意地把它们拆解成拼音。上大学后学了反切，也学了音素、音位等最基础的语音学知识，但直到读了这本书，才意识到，它们都触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即：该如何理解、组织、呈现以及检索汉字这种独特的音、形、义一体的文字符号。
我惯用拼音输入法打字，父母辈曾经也用拼音，在智能手机推出手写和语音输入功能后，又回到了手写或语音输入。经常打字的后遗症是，对复杂和不常用的字，提笔忘字，不太会写了。手写输入好一些，但难字也不能避免这种处境。去年有次和室友们聚餐，一时兴起，号召大家玩“听写”，从网上搜出小学生汉字听写的一些题目，发现比如“喷嚏”、“肺腑”、“瓮中之鳖”这一类词，都可能写错。那张听写纸还挂在房间，是关于留学生和中文的特殊记忆。假如汉字在信息时代仍然是”输入即所见“模式，或者假如以字形为基础编码比如采用五笔输入，也许忘的字会少一些。
在这些个人体验外，这本书的魅力还在于：
它展现出中文打字机的发明是一场国际化的行动。发明打字机的公司如雷明顿希望设计出适用于各种语言、占领全球市场的打字机，暹罗语、阿拉伯语打字机的发明，都可以和中文打字机参照。最初想要发明中文打字机的人里，有人想出版中文典籍译本（也许是想出版双语对照本？），有人希望简化在中国宣传某教的文书工作。尽管舒震东的中文打字机取得成功，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使用的打字机是日产或仿造日式机。
它追溯了一种”失败“的历史，也是与中文打字机有过关系的“许多人”的历史。许多人试图解决中文打字机的难题，给出了种种理论或实践的尝试，但绝大多数尝试都是”失败“的，有的没能转化为成品，有的没有批量生产。即便在诸多设计中取得”成功“的打字机，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计算机的发明沉入时间的长河。这本研究向黑暗的历史之河打去一束光，沉没的幽灵们在河的对岸现出影子，像“天上的街市”一般热闹。有想象和调侃中文打字机的人，有理论探讨者，有发明家，还有开办打字培训机构的人，男男女女的打字员，为打字制定规范或建议的人，拥有中文打字机的人……除了人，有各种各样的打字机：作者参观过许多打字机博物馆，自己收藏打字机，书里还有许多带打字机的宣传画和照片。除了有型的机器，还描述了中文打字机发出的独特声音，不是均匀的哒哒声，因为要选字，更接近“哒——哒”一长一短的声音，期间夹杂着转轴声。还有打字机使用留下的痕迹：如果打字文件里夹带一些手写的汉字（打字机缺少生僻字），或者不同段落的字迹深浅交替（打笔画复杂的字需要力度更大，而笔画少的字力度更小），文本基线轻微起伏，字间距比正常的更宽，则说明这是一份中文打字机打出的文件。
它也是对一个深刻的问题意识的回应：科技的现代化是否具有”普适性“？换言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否有一些文化要素天然地面对着更大的障碍和挑战？在作者看来，打字机创建了一种”新的文字等级制度”，”某些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比其他蚊子更符合现代性……可以凌驾于中文之上。”因为中文的特性，“每当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人员使得中文与某项现有技术实现融合的时候，新的字母文字处理技术的诞生和传播又会引发新的对抗，使中文再次面临无法进入和参与“下一件大事”的风险……我们经历了一段长达150年的“中文信息危机不断重现”的历史。“本书作者也是Where does research begin一书的合作者之一，在那本书里，他强调要找到真正驱动自己的重大问题意识。这本研究就是范例。
中译本某篇序言的作者哀叹，为什么这样出色的研究竟出自一位外国学者之手，是因为打字机这个题目太小，以至于中国人不屑于去研究吗？我觉得不是。正因为我们从小学习汉字和拼音、对它们太熟悉，长大后早已忘记其中的艰难，才不会感到一些现象背后的奇特之处。而作者站在汉字母语的对岸，才能让我意识到，原来书写和打出汉字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原来我们为”一点一横长“感到亲切，在田字本上通过写笔画来学写汉字，用拼音和部首举办查字典大赛，都与汉字特殊的本质有着深刻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