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不称意，我在北京送快递
疫情前后，不止各路教授学子，全国上下都非常关心外卖员的工作、生活、交际和文化。外卖员对于城市生活来说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疫情管控期间外卖给我们送饭，催生出不少令人感动的故事，平时在路上又显得危险吓人、人厌狗憎。许多社会学学子亲自送起了外卖，做参与观察。
相比之下，快递比外卖成形要早，重要程度不相上下，甚至更高，受到的关注却要少得多。这大概是因为快递乃至于背后的物流到底都是更传统一些的行业。互联网时代是电商平台引发了变革，所以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电商。
《我在北京送快递》另外补充了一个理由，快递这活在转运中心太耗体力，在配送端则不太容易上手，其劳动强度比外卖要大。对于大部分学生（包括我）和教授来说，这份苦头还是太剧烈了点。加之快递业竞争激烈，企业众多，那么每个企业在一定区域分配的员额就比外卖要少很多。如此快递员之间、快递员与上级和客户的关系及其结构，都与外卖员不太一样。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讲了他这二十年来的二十份工作，或者叫生计。
“工作”这个词总是像在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好比我们大学人文社科院系喜欢搞一些“工作坊”，通过“工作”实现了或者至少是探索了某些命题、目的、价值。但是众所周知，其实工作压根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时候，它是且仅是生计。首先保证生存，然后设法寻求一点生活。大概这就是作者在这些行业总做不久的原因，他老是想要过点自己的生活。
许多年轻人向往写作、摄影、旅行和其他各种艺术相关的生计，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既提供生计，也满足了很多现代人对生活的想象。尽管说到底这也不过是一个幻觉。
作者严格来说不算真正的“底层”，他的父母有可靠的养老金，看起来也没有特别顽固的婚姻生育观念。所以作者“有得选”，做一做工固然是必须，在家呆上两年也未尝不可。
即便如此，本书文风还是让我十分喜爱，全书简洁干练，不需要复杂的词汇和构象，就可以把亲身经历写得自然生动，令读者身临其境。有时作者提到“素质”问题，但并不是学历带来的“文化资本”，而是赞赏并尊重人类社会中为人做事的基本规范，以及人类情感中朴素的同情与正义。书里还贴上了作者历年写下的部分笔记，文风与正文大相径庭，显出一点文艺矫饰的味道。这样看来作者在写作上果然成熟了许多。此外，本书不仅写了很多身在快递行业的遭遇，也讲了作者当店员、做小生意、办餐饮的种种世故。或许这些事情对于本书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既出新奇之趣，又有不变的真挚与道理。作者对过往经历的回忆、描述和评价显出一种返璞归真的克制和淳朴，我十分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