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还蛮喜欢运动，从踢足球到玩滑板，从室外的马拉松到室内的搏击操，从前是消耗无穷的精力，创业后则是想让身体保有随时能跑起来的体力。近几年运动变少，可即使在最少出门的哪两年，也时时提醒自己该去运动一下。然而最近这一年，没有运动，也没有想着去运动。
比身体的懒惰更可怕的，是“运动感”的丧失。
意识到这一心态的变化后，蛮吃惊的。不运动可以有许多理由，可运动感的丧失是一种自我的“放弃”。一旦开始丧失，便不仅是运动感。
杨潇在新书《可能的世界》序言里写：“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比丧失自由更可怕的，是丧失自由感，前者的丧失往往是一夜之间，而后者的丧失则更像一次缓慢的中毒。”
所谓自由感，或许就是那份还想要出门去看看世界，去探索去发现去满足好奇的精气神。
生活日复一日，世界在我们面前拉起一道道警戒线。双脚被禁锢久了，人会慢慢停滞、封闭，即使微风吹开了门缝，也很难起身，走向世界。
没有人不崇尚自由，不自由久了，便懒得去追求去谈论。正如我们都知道运动对健康很好，可在生活的消磨中，运动一下的念头在逐渐消失。
但，还是应该要运动。如果接受“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说法，那就更应该在垃圾时间磨砺自己。把握不了外部世界，至少还能掌控自身。运动也是一种蓄力的方式，人还是应当拥有随时跑起来的能力。
动不动这事，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自由感的持有还是丧失，也是自己决定的。
保持自由感，是身体的出门，屁股离开沙发。是思想的遨游，读书、观影，或任何能打开视野，保持内心开阔的方式。
最近半个月断断续续读完了《可能的世界》，读的慢，是因为过程中竟产生了一种恍惚感。那些异国风景，他人故事，在空间及时间上，都感到特别遥远。
《可能的世界》是关于世界的记录，书中记录了杨潇2010至2019这十年间前往美国、埃及、日本、缅甸、德国等十多个国家旅行、访学、短居的见闻及感受。
杨潇是记者，他的行走有观察，也有交谈，他看到世界，也记下他人眼中的世界。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视角与视角的叠加，读者从文字中看到了世界的更多可能。
他交谈过的人中，有写《公正》的知名学者迈克尔·桑德尔，也有当时缅甸反对党的领袖昂山素季，宗萨仁波切与埃及作者亚拉·阿斯瓦尼，也出现在了书中，并留下了自己的观点。当然，还有更多的普通人，被记录在了书里，被世界看到、听见。
特别喜欢的几章是埃及、日本、缅甸跟美国（主要是与迈克尔·桑德尔的对谈）。
“埃及篇”里，杨潇采访到了作家亚拉·阿斯瓦尼，他因小说《亚库班公寓》而知名。《孤独星球》的《埃及》指南曾如此评价，“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班公寓》吧”。
阿斯瓦尼在小说里明白无误地向读者揭示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小说也曾被埃及当局禁止出版（小说中文版在2013出版，豆瓣上目前仅有15人标记读过）。杨潇提到阿斯瓦尼除了是有名的小说家，还是一名医生。他拥有军人一样的自律作息，日复一日的生活，唯独星期四晚上是个列外。
这天在看完诊之后，阿斯瓦尼会去咖啡馆参加文化沙龙，与自己的读者交流。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阿斯瓦尼认为这是他的责任，重建公共空间，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
阿斯瓦尼还告诉杨潇，“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
阿斯瓦尼向读者展示了小说的可能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日本篇则呈现了社区自治的可能。还有桑德尔提出的积极生活的可能，以及宗萨仁波切让读者看到无常生活中蕴含的可能。
《可能的世界》的豆瓣简介上有这样一句话，说这本书“是一个拥抱世界的青年去现场，探寻可能性（并且认识不可能性）的历程”。作为读者，则在其中看到了许多可能，拥有了那种逐渐打开自己，并随着视野的开阔而产生的愉悦感。
杨潇的旅行结束在2019年，他与我们一样，都经历了停滞的三年，而再一次出发，已经是2023年8月了。他在序言里说自己时隔近四年再一次出国，目的地是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国家之一的新加坡，杨潇却一直被各种毫无必要的担心困扰。
想起去年报复性的去了三次香港，也始终被带着一种张皇感，总担心有没有填写的表格、忘了需提前递交的申请，现金应该带多少，网络漫游该如何开通。说来实在可笑，去年12月那次出行，抵港后竟然还在打电话找电信客服咨询网络问题。
之前出行攒下的经验，似乎在停滞三年后，全部归零。
那篇序言的标题叫《追上2019》，杨潇当然也知道不可能真的回到2019。标题更像是一个提醒，一种声援，在世界缓慢流动起来的当下，要重新找回自由感，去追求有更多可能的世界。
正如他还在克服自己吓自己的感受，我们也在与世界的重新连接中，努力消除那份紧拙与失措。
不丧失自由感，既保有可能性。
对了，写这篇文章的周末，因为持续的下雨，我在家跟着徐美丽练了次八段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