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在外的作品，字数不是很多，以至于一个上午看完后有点觉得对不住为它掏的那二十多块钱，想着那二十多块钱买点水果的话也不至于一上午就没了。
那么这二十来块钱买来了什么呢？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败家子，拜自己所赐一夜之间从一个富二代被打成了屌丝，然后在他余下的所有生命时间里，被命运——毋宁说是被境遇蹂躏、折磨了大半个世纪，包括国共战争、文革、自然灾害、人祸等等，最后痛失了所有亲人，只落得与一头老牛一同蹒跚而行的结局。
合卷而思，余华确是位好作者。文笔流畅而有节奏感，一气呵成，让人读起来便不想放下。目光冷峻而略带调侃之味，全书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主人公“富贵”，显现了“活着”这一主题的客观、现实而残忍的特质。同时也正是这种旁观的眼光，让作者对待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敏感问题时，既展现了客观事实，又巧妙的规避了“妄加评论”的风险。最后主人公所承受的接二连三的生活的苦难和命运的坎坷之后，渐渐归于安宁，更让读者感到震撼和敬佩。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二十多花得有多值，起码和很多经典名作比起来还有些许欠妥之处。
首先，文中的人物细节、心理层次上的诠释显得苍白，尤其在涉及人物性格转变的地方，着实令人费解。比如富贵从地主少爷落魄成普通农民，从之前对妻子的不屑到后来觉得她是个好女人，对自己女儿和儿子的教育态度上，对待二龙、队长、春生以及所有人的态度上，都让人觉得主人公的思想转变得太过不可理喻，甚至怀疑主人公是否真的存在自我意识。同时，这种细节上的缺乏似乎又呈前后不对称的情况，也就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有明显的好转。小说中其他角色的性格也有前后过渡令人费解之感，例如家珍这个形象在前后的描写上、春喜在战场上和后来成为县长后，等等，这些中间或多或少的都缺少了某些顺畅的东西，又或者是人物形象的单一、片面化，使视角转变后的性格形象在衔接上出现些许纰漏。因此，这看上去更像是一台皮影戏，人物特质的转变是被告知受众而非受众自行判断出来的。
第二，人物和时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实在有限。这表现在人物的个性或者思维并不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虽然主人公时刻在承受着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苦痛，但是这时代的变化并没有给主人公的心理层次上留下太多烙印，主人公抑没有回馈给社会、环境任何的影响。不知是小说以富贵讲述自己人生为形式的原因还是作者有意闪躲，无论是突然的落魄、被国民党抓劳力还是文革大跃进，主人公富贵都没有任何的想法，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自我意识，他就是徒然的被周遭牵带着，并不因别人的观点而改变自己，也不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不曾呻吟挣扎。因此，整个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篇纪实文学，它只告诉了我们在那年那月哪里，谁和谁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惨痛事件，至于这些人物当时以及事后有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态和心理反馈都不那么重要了。
第三，小说令人产生一种疑惑，就是作者对于富贵这个形象的褒贬态度。纵观全文，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作者是持一种褒扬的态度的，同时也对富贵的人生态度表现出赞同。但是在小说的开始，富贵还是个少爷的时候，作者的态度明显是贬的，可是这个过程中，富贵的做人态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始终都是逆来顺受、软弱而隐忍的。另外家珍的形象也是如此，她作为地主家少奶奶时将自己全部作为男人的附庸，我以为作者是在批判，可到后来越来越发现其实是在褒扬，但不管是作为地主少爷的妻子还是农民富贵的妻子，她一直都是那个将自己全身心的交给男人的“贤良淑德”的女人没有变。因此我们不确定是否能够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人性的闪光之处，或者说作者是闪烁其词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全文所倡导的那种“活着”的观念，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文中我们看到的是，缺乏自我意识的主人公在承受了人生重大苦难之后，依然还活着或者说还幸存着，实际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坚强的意志，而全然是因他的逆来顺受。作者本人说，活着的力量是来源于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然而，我们遗憾的看到文中并没有将这些纬度展现开来，而仅仅只是在反复的强调苦难。同样是苦难、同样是老人，我更敬佩《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因为他是挣扎的、奋起的，不管是同环境还是同自己。相比之下，富贵更像是一具躯体，默默的承受着境遇的摆布和苦难的鞭笞，试问这和我们时常嗤之以鼻的“奴性”又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作者所强调的“痛苦”并非是人间的极苦，即使它们被堆砌罗列得那么多、那么高。我所认为的痛苦并不是肉体上痛苦的无限叠加，而是精神上所面临的巨大打击和绝望。阅读整篇小说时，我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不断的痛哭流涕，我只在看到春生被抓走的时候鼻酸落泪。因此，如果小说的主人公换成一位有着强烈思想追求的人物，或者哪怕是一位有着执着精神追求的市井小民的话，在面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给他的信仰和追求以及肉身和情感的多重打击的话，要远远超过富贵的。
最后我想说，余华确实是个合格的作者，但是这本《活着》注定不会成为恒久经典。它的很多读者，同他的作者所出生的那个60年代的大部分人一样，他们是体尝过艰苦的一代，也是曾经被驯化的一代，他们热衷于趋同的观念、解构的事物和强势的裁判与灌输，他们曾受伤痕文学的影响，此后又坐拥道德上的优越，因此他们便免不了的表现出对苦难的宣泄，观念的教条以及不时的强势和顽固。所以，无论这本书的序言多么的多，也无论它后面罗列的外媒评论多么的长，他注定只代表了某一个年代的那一群人，以及仅属于那个时代的独有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