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 A Correspondence with Elena Ferrante,SheilaHeti
索马里 译
2016年夏，我通过邮件采访了埃莱娜·费兰特。她读了我用英语进行的提问，然后用意大利语回复，安·格德斯坦女士是费兰特诸多著作的译者，她将这些回复翻译成英文。当得到这次采访机会时，我内心是犹豫的，因为我欣赏费兰特一直保持的缄默。但内心缠斗许久，我觉得如果自己拥有机会，却不去向这位伟大作家提问的话，会是一个错误。
在此给那些欠缺背景的读者做一些补充；费兰特是当今世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2011年，她推出了那不勒斯四部曲（每本约350页）的第一本，追溯了两个那不勒斯女孩自1950年代至今的友谊。小说令人惊异地呈现了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及其身处的社会结构，追溯了20世纪那不勒斯几个家庭世代的复杂关联和政治斗争。阅读这些小说的过程中，我为古往今来女性没有写出的那些伟大著作扼腕，费兰特让我渴望有更多一流作家（去）标记（了）女性体验中诸多未得到表达的地带。对我而言，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视角：这视角不是属于天生的胜利者，而是为自己“观察”的权利而奋斗之人。
1992年至2006年间，她早期三本更短的小说（《烦人的爱》《被遗弃的日子》《暗处的女儿》）在意大利出版，这些小说都有后来四部曲的影子：带着惊人的准确和强度， 放大的生命的瞬间，其风格和语言让人想起其他一些作家——比如，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她们共有的冷峻、尖锐和让人心碎的力量。费兰特的作品都是纯粹的当代小说，但提供了很多19世纪的小说给人带来的那种愉悦，就好像费兰特不是生活在一个媒介拼命厮杀的时代，而是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安静的读者是天经地义的事物。她是形式上的冒险家、讲故事的大师。她的故事让你置身共谋、好奇、感觉和悬念构成的湍流。在我认识的人中，我不知道有哪个人在读过费兰特的作品时没有身不由己地跌进她的世界。她填平了令作家敬畏的那种书和让读者不知餍足的那种作品之间的沟壑——这一点是罕有的。
从私人角度而言，身为一个参与各种营销和推广策略的作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允许这些的存在），我对和费兰特交谈、关于她如何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避免任何自我的表演；我想问她，她自己的“消失”和她笔下的诸多“消失”的关联。对我而言，费兰特的“身体”的消失也一个特别的地方：与诸如塞林格或品钦不同的是，消失是费兰特核心的文学主题，所以她的选择有其文学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我想问她——作为人类处境的伟大画师，她涉过母职、追随者和反叛者的诸多经验。很自然的，我对她如何写作也充满兴趣，但我并没有问太多技术问题，因为我知道，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创作从本质上是一个奇迹。
几十年里，费兰特都做到了艰难、令人歆羡的一点：维持了作为一个人的完全的隐私，而又通过她的作品保持了完全的开放。我，还有其他很多她的读者，希望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作品。我们感谢她接受了这个采访，尽管如你所见，她并未将此视为一篇采访。
Heti:你曾经说过会忘记自己读过的书。你认为，会遗忘的读者（我也是）和拥有创作写作的能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也许，遗忘是一种潜意识的记忆，能允许作家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组合自己从文学中汲取的东西。
Ferrante: 是的，可能如此。我确实会遗忘，尤其是我深爱的那些书。我对它们有一种印象、感觉，但若要谈论它们，我必须重读。如果我的记忆力好到能让我打断引述、指出关键的情景，那在我看来，我自己任何的写作尝试从一开始就失败了。想象被视为记忆的一种功能。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怀旧的一种功能。我们在写作故事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最后之人。但似乎我们似乎发现，每一次我们都会回到那个瞬间，第一个人，除了自己的经历之外一无所有，他有一种要彻彻底底完全改造它的冲动，那个人便开始讲故事。
Heti: 您对短篇小说写作有兴趣吗？
Ferrante:我写过一些非常短的故事。但长故事，而不是小说才是适合我的形式：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篇幅出乎我的意料。书架上这套书的厚度让我紧张，我感觉自己做得太过了。
Heti:作为观念或实物的“书”，对您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书不再被印刷了，人们只读刻写板上的东西——我并不认为这会发生——您还会继续写作吗？
Ferrante: 我从来没有“崇拜”过书。我一直认为形式是易逝、不长久的——世界一刻不停地变化，我们很快就会习惯一开始不能理解的东西。但我得承认，我崇拜写作。什么都会改变，但我无法想象写作的可能性会消失，无论我们使用什么工具或介质。
Heti: 您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的三部小说—— 一开始是碎片，你之后才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吗，还是说它们是一气呵成写出来的？一些作家会提前规划好章节的内容；一些作家只是提前想好几个句子。您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Ferrante:我总是从碎片开始大量的工作。有时候，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它们和那些太过自信自足的段落一样好，但你就是没有办法将它们组织在一起。但往往是其中一个碎片开始扩张、变成一个稍长的故事。但结果在我看来往往都带着矫揉造作的调子——因为过度的介入，甚至是对句子躁狂症般的关注。我喜欢讲故事——是的，从来如此——但我总是没法满意自己坚持那些似乎在我脑海中的内容。在此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从来都知道自己要讲述什么，但这种感知也是非常模糊混乱的，以至于我甚至都无法对自己说清自己到底要讲什么。在过去，为了摆脱这种混乱，出于表达自己、理解自己脑海中所想的冲动，我会和一个朋友交谈。但我很快发现，讲述这些故事会让你失去写下故事的欲望，所以我开始学着沉默。如果我希望故事能从混乱走向秩序，我必须写作：对我而言，没有别的途径。很自然地，在故事的写作中，从开头到结尾，我也许会发现已经写下的文字中可能的联系，然后我会根据它重写。但本质上，当我写作时，我会惊异地看到那些破开迷雾、变得清晰、诞生关联和连结的地方。不过，必须澄清的一点是，这个从混乱走向（清晰）故事的过程本身在我看来还是不够的。在我看来，关键是语气的自然、能否表达真实。如果在讲述的过程中，写作变得虚假，我会立刻将那些文字扔掉。
Heti: 你曾经说过，“ 我会抛开那些改来改去、 誊写好的部分，而会保存初稿，因为初稿能揭示更多真实的东西”（《碎片》，p.341）。我同意这点，一个人第一次落实在纸上的文字总有某种力量。您能不能讲讲自己在想要保持自然和 如果你经常更倾向于初稿，但您在修改的过程又会做什么呢？
Ferrante: 我讨厌那些乏味、腻味、矫情的语调，也试图避开这些。我厌恶那些会掩盖真相的修饰，所以我喜欢在不太过头的前提下追求准确。我可以一直这么列举下去，一张漂亮的意图清单，但这只是空谈。事实上，我是靠本能行动，这种自发性的东西如果我说得妥帖清晰，则只会是一本无聊的指南。让我们这么说吧，凭借无尽的阅读、不同层次的感受，还有我的爱好和特质，我进行这样那样的修改，努力抵达心中的完美。然而，完美瞬间就会变成一种荒唐过度的优雅，我会回到那些恰恰因为其不完美而有力的版本。
Heti: 毕加索说过，新的艺术作品初看总是丑的，尤其是在它的创作者眼里。你是否像毕加索那样，觉得自己的书初读起来是“丑陋的”？
Ferrante: 是的，当然是这样，但我不是因为觉得书新，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我的，因为和我的经验接触被玷污了。
Heti:您的书拒绝成为女性主义的“正确”。对我而言，我注意到，女性对那些“非-女性主义”的女性形象刻画往往有负面的态度。你认为是什么让这些读者在读到和不符合她们理念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时产生这些不快？她们是否觉得，女性作者背叛了她们？
Ferrante:作为作家，“正确”从来没有困扰我。写作的时候，我也从未觉得必须要让故事或人物符合某个文化联盟的要求，或满足政治斗争的需求，即便我本人百分百认同这些。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宣讲机构，我从来都只会写自己真正理解的东西，我也不会为了某种更高级的需求、某种道德律令或者某种审慎的自我一致，而去歪曲故事的真相。
Heti: 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夫、艾尔莎·莫兰黛、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爱丽丝·门罗——您曾表示过她们是你最喜欢的作家，她们卓越之处为何?
Ferrante: 《傲慢与偏见》是完美的小说，但我觉得《理智与情感》和爱玛更有力量。我喜欢爽直、因而也是不完美的文本。艾尔莎·莫兰黛的《谎言之家》、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的《G.H.的激情》等属于这类范畴，但基于不同的缘由。
Heti: 您能否谈谈《包法利夫人》？这本书一直让我感到不适。福楼拜对包法利如残忍、他让她落入那些陈腐的圈套，而她的幻想是那么愚蠢自恋，这些都让我受不了。您对包法利夫人这个形象，还有福楼拜和他笔下人物的关系怎么看？
Ferrante:我认为爱玛·包法利是伟大的文学形象，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鲜活，说明了女性如何成为堕落的解放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包法利夫人阅读，她在书里能看到一个浪漫的女人一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即配得上拜伦诗歌的自由女性是什么样子的，而非愚蠢虔诚的外省女人。福楼拜呈现了在现实中，女主角的浪漫化是如何以男性需求而非她自身的需求为原型的。甚至从结构上来说，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控制压迫爱玛的机制是什么。作者不仅把她变成肤浅情人的受害者——虽然他把书名奉献给她，但把开头（献给查理·包法利）和结尾（献给药剂师欧梅）给了别人，而不是包法利夫人。好的书不是讲述事物应当如何，而是事物本是如何的书。
Heti: 你会在写作的房间里放上自己写的或已出版的书吗？
Ferrante: 不会。
Heti: 有太多当代女性写作被贴上自恋的标签。你避开了这种自恋的指责吗，还是说你接受它？我想接着这个问题谈谈，您关于“有意识监控自己的女性”的评论，之前的女人“受到父母、兄弟、丈夫，还有整个社会团体的监控”，你写道，这些实行自我监控的女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英雄”，但正是这些女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被指控犯下了自恋的罪过，就好像一个凝视自己的女性（而非被男性凝视）是对所有人的侮辱。您如何看待这种指责？
Ferrante:我从来不觉得自恋是一种罪。作为一种认知工具，它和所有的认知工具一样，有可能在使用时被扭曲。不，我认为，完全爱我们自身是必要的。只有专注、温柔地思考我自身时，我才能思考世界。只有将目光转向自己，我才能理解他人，认识到他们是我的同类。一个自我监视、而没有让自己沦为监视对象的女人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产物。
Heti: 您曾经说过，“即使我们无数次被诱惑卸下我们的防卫——出于爱出于疲惫，出于同情或好意——我们女性都不应该这么做。我们会—寸寸地失去我们已经争取到的东西。”这句话击中了我。“卸下防卫”是什么意思？女人们被教导在爱中要抱着极大的信任、完全交出自我……但是您认为我们不该这么做？
Ferrante: 我认为，如果忘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自由并不是谁赋予我们的，是很危险的事——是我们赋予了自己自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夺走。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卸下防卫。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另一个人是美妙的事，我们女人知道怎么做。我们应该继续这么做。而退缩不前、放弃我们能拥有的非凡美妙的感觉，则是大错。不丧失自我的感觉是必要的。在那不勒斯，有些女孩会展示身上被殴打的伤痕，甚至心满意足地似笑非笑，“他打我是因为爱我。”没有人会因为他爱我们就敢打我们，哪怕是情人、朋友，甚至是孩子。
Heti:你曾经说过，“最近我心里很不安、充满怀疑，以至于我没法写一个字，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些文字一旦被出版，就会被扭曲，或者故意被抽离原来的语境、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我认为很多作家都有同感。你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Ferrante: 嗯。沉默，恢复我的能量，重新开始。
Heti: 您是否想过用另一个笔名出版作品——抛开“费兰特”这个名字，出版一本别人不会对其有特定预期的新作品？或者，你享受建立自己“全部作品”的感觉吗？你和这个名字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结？
Ferrante: 不，我不喜欢玩弄笔名。我塑造的作为作家的那部分“我”和埃莱娜·费兰特这个名字是一致的。
Heti:我认为男性艺术家会享受自己拥有艺术信徒，我认识的很多年轻男性（作家，艺术家）都很乐于追随自己尊敬的年长男性艺术家。而女性对其他女性的敬仰则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形：女人似乎不愿意拥有自己的模仿者，哪怕是对她们再热爱的女性，她们也不会想着去模仿后者。如果这是真的，一种女性的文学传统又该如何生成呢？又或者，女性如何构建一种非性别化的传统，如果传统事关作家之间的强力纽带？
Ferrante: 我不知道。我看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人视年轻的追随者如瘟疫，害怕自己被后者超越。我也看到一些有权力的女性如何帮助其他女性，不因此觉得会威胁自己的地位。这要视人而定。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一定数量的弟子会聚集在男性作家周围，因为无论如何，今天的男性作家比女性作家释放出更多的力量。也许，一个成熟的男作家的地位比女作家更稳固，所以他可能在模仿者身上只看到了对自己声誉的肯定，而没有看到被超越的威胁，以至于他看起来是他的模仿者的追随者。但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不是模仿你的追随者们，而是区分谁可以创造性地为你的写作经验上注入新的血液、扩展它，将其推向你无法抵达的地方。传统正是这么建立的，这才是对我们写作的女性真正重要的东西。
Heti: 在您自身的“匿名”和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消失”主题有一种深刻的关联：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莉拉、《被遗弃的日子》中的丈夫、《暗处的女儿》中丢失的布娃娃、《烦人的爱》中死去的母亲。所有这些消失，正是“消失”激发了叙述者的写作。你是否觉得，你对自身“公开缺席”或“消失”的意识也同样刺激了你的“写作-自我”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创造的“写作-自我“，和您消失的“作家-自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是否觉得，你必须通过上演这场消失才能拥有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对写作而言是必须的，正如我们见证了您书中的作家经历的那些？
Ferrante:我们很难接受我们的生活从“失去”而不是“得到”、从“缺席”而不是“在场”中，获得更多的意义。创作也是如此。人们很难接受作家的工作也是不稳定的。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它完全现身，然后就抽离、消失了；没有任何能向我们保证它还会回来。它留下的，是封面上的名字，还有我们自己，被掏空但又狂热地想填补那个空白，从文化产业自我推广的视角来说。而唯一完成作品能填补那种空白。作家只能以美学方式将自己呈现给大众，无论这种形式完不完整。
Heti: 您讲述的故事和您选择和公众交流的方式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和谐，让我想起安迪·沃霍，他的公开形象和艺术之完美一致。有没有您尊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和自我呈现实现了美学和象征意义上的一致？
Ferrante: 在我看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其作品中生动地体现了“艺术家在场”的事实。作者的在场只有她本人即作品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Heti: 你抽烟吗？
Ferrante: 直到几年前，我还抽很多烟。但我突然就戒烟了。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抽烟时写下的文字总是好过那些你担心抽烟影响健康时写下的文字。但我们要学着做得更好，并不一定要伤害他人和自己。
Heti: 标题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标题？
Ferrante:我不认为标题或者封面有多重要。我使用标题（有时候经过辩论决定）但我认为从根本上只有好的文本才能让一个标题持久、让人们记住一个封面。
Heti: 您经常将“真实”和“逼真”当作对立的词来使用。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两个词对您的意义？
Ferrante: 一个人必须掌握很多技巧，才能写出一篇你可以说“简直太真实了”的故事。我自己也写过这样的故事，而且读来也让我很快乐。但对我而言，一个从技术上让人感觉真实的文本不再像过去一样可信。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地基于“真实的效果”，越来越少地基于“真实”。所以我更喜欢那些回到真实经验的书。我一点都不鄙视技巧——恰恰相反。但我越来越感兴趣的，不是通过技巧惟妙惟肖还原我们所见之物，而是采用一些表达方式，将我们的内心世界，甚至那些对我们自己都难以启齿的东西勾勒出来。
Heti:你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现状的小说能让人信服，小说中有很多人物、事件，应该是一个反对让人‘自愿终止怀疑’的小说”（《碎片》，p.84）您的作品如何避开“自愿终止怀疑”的必然，你是否觉得今天有太多小说需要让读者“自愿终止怀疑”？如果读者们经过训练可以做到“自愿终止怀疑”，他们自身作为政治主体的力量会不会被削弱？
Ferrante: 我当时说这些话是一种政治隐喻。指向的是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的变化：公民变成了积极参与表征世界的观众，这种表征游戏手腕非常强大，就是为了让人终止怀疑。公民们有沦为粉丝、媒介叙事疯狂的消费者的危险，那些媒介叙事看起来是可信的，实际却是虚假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真相，却冒充真相。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重新对他们的话保持怀疑。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分辨“真实”和“逼真”。
Heti: 您为什么接受采访？您是如何决定接受哪些访谈的？是否有一些原则？为什么不选择不做任何采访、让书本身存在呢？将来有一天您是否会拒绝所有的采访？为什么不是现在呢？
Ferrante: 我不再遵守任何规则。最主要的是，在我看来，我并不是在接受采访。你以为我们是在进行访谈吗？我不这么认为。在采访中，被采访者将他的身体、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势、他的说话方式（通常是即兴谈话、前后不一致、相当不协调）托付给采访者的写作。这让我无法接受。我们所做的更像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通信。你在思考后把你的问题写给我；我思考后写下答案。换句话说，这就是写作，我喜欢所有写作的场合。过去我似乎无法给出适合发表的答案。它们要么太简洁，“是”或“否”；要么则是，一个简短的问题成了自我反思的契机，我写了一页又一页。现在我想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不一定如此。所以，不，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但我发现这些书面交流越来越有用，对我来说很自然。这种写作应该放在书的旁边，就像和小说没有太大区别的某种虚构。我在向你介绍我自己，但你也是一位作家——我读过你的一部作品的意大利语版，我很喜欢——你的问题也在向我传达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一样，作为一名写作者来谈论自己。我这样做时是诚实的，不仅是对你和我们可能的读者说话，而且向我自己说话，或者至少是我身上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部分的我认为浪费这么多时间写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需要理由来证明这种浪费是合理的。简而言之，你的问题帮助我将自己塑造为一名作家，赋予我自己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不稳定、难以捉摸的部分形式。我想，当你提出问题时，作为一名作家，你也会经历同样的心理。
Heti: 你认为，离开孤独——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文学还是可能的吗？
Ferrante: 有很多在众声喧嚣中能写才能读的人，这取决于欲望和自律。
Heti: 在萨博·玛格达的《门》中，艾梅兰兹是非常聪慧的清洁工，有很强的内在行为准则， 她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女-作家、主人公管理家务，艾梅兰兹让我想起你的莉拉，萨博的主人公则有莱农的影子。但艾梅兰兹是两个人中更强力的那个。知识分子女作家这个形象中是否有什么东西（从女性写作角度）和（相对）受教育少、但似乎更理解世界的女人比起来，更苍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作家会贬损我们创造出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我们是不是还没有做到真心赏识女性的文学作品，以及用头脑工作的女性？这是不是一种自我厌恶？我们为什么会把知识女性描述成她们失去的远远超过得到的？
Ferrante: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必须好好想想。为什么我们在塑造有教养的知识女性的时候，会把她们描述得不经事、甚至剥夺她们生活中的快乐？谁知道呢？也许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可信地塑造出女性知识分子的肖像。我们还没法抛开过去那种传统——把我们摆在一个会照顾好我们和孩子的超人旁边。虽然我们现在意识到了自己内在的丰富性和精神上的独立，我们对它们的呈现还是非常低调，就好像我们生产思想和文化的能力只是一种自大的夸张；就好像，哪怕我们拥有一些美好的品质，我们自己也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也许从这里可以产生对次要女性角色的文学塑造，她们都有超凡的特质，会提醒我们。让我们确信这种品质存在、应当得到赞美和肯定。此刻我们还在十字路口中央，文学会用一切方式实现这一点。
Heti: 您有后悔过没有选择不育的人生吗？我担心（因为我自己基本上不会有孩子了）自己因为没有这段经验，因此成不了一个好作家。很显然，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去要孩子。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有其他很多伟大的作家都没有孩子，但我还是会有这种担忧；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于阅读和写作？您觉得如果一个女人没有成为母亲，是否能体验她最深刻的人性？如果谁能的话，对一个想洞悉人性的人而言这是否会是一种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述方式也许是：你认为自然给予每个人足够多的经验、让他/她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如果写作需要生活的经验滋养？
Ferrante: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作答。我知道，文学创作需要能量、我们全部情感的专注，那么这当然是和母职冲突的：它的紧迫需要、它的愉悦、它的的义务。将自己嵌入繁殖链条，会削弱、在有的时候会掐死进入另一种繁殖链条（文学传统）极度强烈的冲动。但如果写作的冲动真正无法遏制，它就在那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它会让你做母亲的体验也比一般人要艰难，让你被愧疚压得喘不过气来，无论是莫名的还是真实的愧疚。对于一个有志于写作的女人——有孩子，还是没孩子，到底哪种选择更好？我不知道。生活不只是阅读和写作。但是阅读和写作足以要求我们付出全部生活。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好事。但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坏事。每个人都必须作出个人的回答。
Heti:你认为文学对人类而言最伟大的意义是什么？对文化呢？对作家（女）本人呢？
Ferrante: 带我们去从未踏足的地方，去我们恐惧前往的地方。
Heti:在《碎片》中你写过自己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请求原谅”（p.103），但成人后，你意识到“我们的无辜不仅仅在于有没有过错，而在于一种能力，就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过错保持真正的厌恶”。但一个女性如何能真正意识到自己必须为女性服从男性创造的世界的规则承担怎样的羞愧，当我们生活在“男性城市”（用您的形容），而理解自我必然包括探索自己“不服从”的本能？您如何分辨那些您应该感到愧疚的事和你本不应该对此羞愧的事？
Ferrante: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这种联系。如果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事实上，不服从的系统实践还是男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它事实上无法真正解放我们；而且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压垮我们，让我们成为男性欲望更严重的受害者，尤其在性领域。我们需要自身的伦理系统，从而能和男性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对我们予取予求的系统相抗衡。我们需要自己的道德体系，我们必须思考真相。但这些只有在我们像真正的人类一样遭遇善和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文学把我们描述成生活的正极，或者只是邪恶的受害者——如果采用一种不同于男性强加于我们的视角，这邪恶最后也被揭示成是善的——那么，这种文学就是失职的。文学的责任是向最深处挖掘。我们是我们自身甚至都无法预料和认识的主题。我们迫切需求自身被表达，需要属于我们的伦理标准。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充分地探索自己、消失、穿越令我们痛苦的边界。我还是坚持自我监视——它意味着选择、承担责任，还有挣脱束缚的必要——这么做是为了认识我们自身，而不是迷失自我。
Heti: 你曾经说过，如果你没有成为作家的话，会像你母亲那样当一名裁缝。当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您的书也像是某种裁剪；也许您旁观母亲剪裁衣物的技巧升华成了写作，就像很多作家升华自己舞蹈、作曲、表演的冲动一样……你拒绝用深色布料遮盖女性的身体——如你所写的，那些裁缝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那些不愿看到自己母亲身体的儿子们所。你也拒绝去极致凸显女性的身体，正如《烦人的爱》中女主人公身上那件过于女性化的裙子。相反，你按照笔下那些女人的模样准确裁剪出合适的裙子。我的母亲是个病理学家。我认为观察玻片、进行人体解剖正是我理解写作的一部分——这是我从我母亲一生的工作中获得的遗产。
Ferrante: 我相信我们母亲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拥有一种力量，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使用这种力量。但那种暗示的力量一开始会让我们觉得恐惧，或者觉得羞耻。我们的母亲似乎成了我们成长的绊脚石、一种困扰，而不是持续的力量源泉。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也许太多时间， 才能真正感觉到我们是她们的女儿，也就是说，我们是她们作为女人，而非作为母亲的故事的出口。
Heti: 我只看到我母亲读一些心理励志类的书籍，但现在作为一个成人，我发现这些书非常有启发、动人。您曾经写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不再为看一些女性小报感到羞愧……这是一个写作‘地下室’， 充满乐趣。很多年以来，我都以文学的名义排斥这些。现在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参照的东西。”（《碎片》, p.53）
Ferrante: 我认为，不是20世纪的伟大作家，而是他们的追随者们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即认为阅读的愉悦就是庸俗的。无聊并不是一种卓越的标志。事实上，没有一本伟大或超凡的书不是把读者阅读的愉悦放在首位的，即使面对只有少数有能力理解文本的读者。
Heti: 有段时间，我有一套理论，认为你在出版后来那些作品之前已经用另一个名字出版过别的书了——不仅是因为我认定，关于你借莱农的身份精彩书写的文学圈，你必然有一手的经验，而且也因为，你的书读起来像来自一个处在事业中道而不是起点的人。也许你比今天出版作品的很多人标准和自我要求都更高。你觉得今天的人太早就出书了吗？
Ferrante: 完全不会。任何一个年纪都会诞生伟大的作品，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写出了好作品，那无论他二十岁出版还是八十岁出版，对他都是一件好事。问题其实在于确信自己的价值。我写过很多，但有时候我也会面临危机，认为自己写出的东西不值得出版。至于你说的我对文学圈的熟悉，该怎么说呢？任何圈子都是某种表演。在角落里当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带着清醒的目光去观察就足够了。
Heti: 你是否担心因为不参与媒体报道、不参与文学节等等，自己会失去一些东西？你是如何做到从一开始能自信地不去取悦自己的出版人的？你认为一个满世界跑的作家是否有可能停止做这些？又或者，一旦作家被外部世界看到就意味着有什么东西永远丧失、无法弥补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签过书？
Ferrante: 是的，几年前我犯了一个错误，签了一百本书。这太天真了。在我看来，既然我是在家里私下完成这些，我不用付出太多代价。今天我想我自己连这些都可以不用做了。我仍然认为，一本书必须依靠自己走完剩下的路程；它甚至不应该使用广告。当然，我的立场是极端的。除此之外，市场现在已经将其同化、进行最大化利用，而媒体则很容易将其变成了八卦和待解之谜。但对我来说，二十五年前我做出的选择背后那场小小的文化争论仍然很重要。我永远不会认为它已经完成，我相信任何一个认为写作是基础的人都不会忽略这个问题。好书始终都有惊人的生命力。它们不需要父亲、母亲、教父、教母。它们是传统以及守护传统的共同体的产物。它们表达了某种足以在时空中独立扩展的力量。